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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部分

狂飙系列-选择突破口(师东兵)-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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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从国家主席、党中央副主席的嘴里说出来,更加使人感到惊心动魄:

 

“现在阶级斗争很尖锐,有人反对搞四清,拉拢群众,有计划地搞阴谋。阶级敌人十五年来摸熟了我们,改变了斗争方式,研究我们的政策,比我们在座的还要高明,以此来跟我们斗。他们对党的政策比我们还记得牢。过去革命中,敌人拿着枪,是公开地斗,而现在呢,敌人是隐蔽的,而且有时是以工人、贫农的面貌出现,有时自己不露头,让代理人出面。现在敌人跟我们进行合法的斗争,利用找们的政策、干部,利用我们的党员面貌,利用我们的口号跟我们斗争,从而夺取领导权,这也是当前阶级斗争的特点。”

 

对刘少奇的这个讲话,毛泽东看得更加认真:

 

“敌人向我们斗争,主要采用‘和平演变’和反革命两面政权,表面上拥护你,实际上是另搞一套。敌人斗争方式变了,我们一些同志看不到,不警惕。我们有些基层单位一直是阶级敌人把持的,有的地方土改不彻底,天津百分之七十是和平土改,华北百分之三十是和平土改。周扬在天津附近蹲点,那儿的党支部就是地、富、反、坏当家,有些是他们打进来的,有些是我们的人被他们拉过去了。有些单位的干部贪污盗窃严重,很容易被他们拉过去,‘和平演变’,舒舒服服地拉过去了,有吃有穿。真要搞社会主义要流汗,真要搞革命要进行艰苦斗争。毛主席说,三分之一基层单位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要实事求是地搞清楚的到底有多少,据我看不少于三分之一,甚至更多。”

 

这就是说,全国基层领导核心中将要有三分之一的干部进行撤换,这是一个多么艰巨的任务呀!

 

毛泽东看到这里时,想起了康生介绍北京京剧团时所说的话:“这个团在北京市文化局局长赵定薪、张梦庚等人的支持下,基本上也烂掉了。马连良经常通过走私来扎吗啡和杜冷丁。一九六三年四月马连良去香港演出,提出要扎吗啡,市委宣传部长李琪批准说:‘唱戏的没有这个不行。’立即去找卫生部长崔月犁,经过他们的批示,由特种药材公司特供。马连良开始每天扎一针,后来增加到每天八针,晚上有演出时,还得增加一针,最多时一天扎十三针……”

 

毛泽东当时就对康生说:“这不是马连良的问题,扎吗啡演戏,也是迫不得己的事情。过去他这类人沾染上了毒品,是旧社会的罪恶,不要强求于他。但是市委难道就不想想别的办法,帮助马连良解决身体方面的问题吗?江青多次跟我说:“马连良本来想演出现代戏,和她商量过具体的办法,但是市委一些人对他说:你主要是演好传统戏,不要失传了。你演现代戏丢掉了传统戏的精华,还是要负历史责任的。”所以,马连良这样的同志也是有他自己的难处的。江青有时很同情他,但是对他的一些固执性的陈规做法又十分着急。我看这次四清对剧团应该有特殊的政策,不要太不通人情了。”

 

想到这里,毛泽东继续阅读刘少奇关于四清运动的形势分析:

 

“农村犯了一般四不清错误的干部是多数,还有不少单位有严重的四不清,一切有严重问题的人或集团,都要从上级领导或机关找靠山,干部如不是一般的四不清,而是严重的四不清,或集团,都得要找靠山,保护人,大概这是一个规律。科员若不把科长拉下水,就不敢大搞乱搞;一个处长若不拉局长下水,就不敢大搞乱搞;一个局长不拉个部长下水,就不敢大搞乱搞;部长不把个省委、地委书记拉下水,就不敢大搞乱搞。大队不拉公社,公社不拉县委,也不敢大搞乱搞。农村搞完四清,要追查四不清的根子!工作队提出四不清的根子是地、富、反、坏,群众说,不仅在下面,上面也有根子。群众这话我很注意,上面的根子一定要追,不管哪一级,哪怕是县委、地委、省委、中央,我们都要追!是谁就一定要追到谁的头上,过去土改就有这种情况。”

 

这个话,在所有参加会议的人中间,都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刘少奇讲得非常具体:“有一种人是糊里糊涂的,不大清醒,受了些礼,吃了顿饭,做了下边四不清的根子和保护人。还有一种人,是严重的官僚主义,下面做些什么事,他不知道。再一种是有意包庇坏人坏事。不管哪种根子,都得挖出来,中央的决心很大。不清醒的要他清醒,官僚主义要改变,包庇坏人坏事的要处理。现在敌人和我们的斗争方式已经改变了,敌人变得聪明了。地、富、资产阶级很会搞合法斗争,搞两面政权,‘和平演变’,比我们共产党人还会搞。过去我们采用两面政权对付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他们斗不过我们。现在我们全党的干部没有学会和他们作这种斗争,因此跟坏人作斗争打了败仗。必须直接参加今天的革命斗争取得经验,才能领导今天和今后的工作,否则不能作领导工作了,如自己不去蹲点,别人就超过自己,你自己不去蹲点,别人汇报是真是假你也不知道。现在先开座谈会的方法在许多情况下不行了,因为基层干部对许多情况不报告,现在该采取什么方法?要在斗争中认识客观真买情况。搞五反、四清,扎根串连,发动群众,参加劳动,才能把情况搞清楚,要经过斗争,有的可能很激烈。有的蹲点蹲不下去,说是对四清、五反、蹲点认识不够,这也对,其实还有,是怕艰苦。官僚主义不是革命领导方式,我们要革命化,各级领导同志革命化。机关、工厂、农村革命化了,中国面貌才能改变。中央在二十多年前说,一般号召跟个别指导相结合。现在就只有一般号召,没有个别指导。以后新的工作来了,领导都要亲自蹲点,取得经验,才能一般号召。有人说因为忙,没有时间蹲点这不是理由,有许多领导同志,休养可以,病可以,死也死得,就是蹲点蹲不得。这种情况一定要改变,不改变就要想办法让他搬家,就是要撤他的职,不要让他继续当领导了。取得直接经验很要紧,这个革命要进行几十年。”

 

刘少奇说得非常形象:“现在敌人和坏干部想了许多方法来跟我们斗争,我们要学会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斗争的经验,我们有点落后于敌人。要搞好四清、五反,除了一批蹲点,还得组织专业队,这就不是一批两批,几个月,而是要几年、十几年,到工作结束为止。要有一些职业革命家。搞四清的力量有三种:(一)职业革命家,(二)工作队,(三)受锻炼的。五反一般也要搞工作队。过去没搞,没发动群众,不行。不论农村、城市没领导干部来领导工作队去搞,就斗不过有组织的、上下左右有联系的坏人。没有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搞好四清、五反。华北的四清比原来的四清扩大了,原是经济上的四清,现在搞社会主义教育,不只搞经济上的四清,要搞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四清。许多地方四清、五反发动群众不够,搞好的很少。”

 

刘少奇批评起干部们来也是很尖锐的,他说:“大革命不敢发动群众,这叫什么大革命?许多同志前怕狼后怕虎,有好几怕;怕影响生产,怕工作队与干部搞不好关系,怕以后平反,怕……,总之,怕革命的群众运动。怕,这不像干部和党员。有些同志一提运动心惊肉跳,这算什么干部党员呢?一九五九年在庐山,我讲过对群众应采取什么态度,对群众运动应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是热情支持,积极领导,还是指手划脚,旁观反对,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分水岭。我们有些同志自觉不自觉地离开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立场,应迅速纠正。有的同志只管生产,最多还管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只管一个.或两个,就是不管阶级斗争。在今天阶级斗争的环境下,如不管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也是搞不好的。敌人复辟了,你搞科研有什么用?这是个很主要的问题。冶金工业部在甘肃的白银厂只搞生产,就搞不好,现在派工作队,阶级斗争搞了一下,生产马上搞上去。许多同志有单纯业务观点,为搞生产而搞生产,这是搞不好的。历史上有人提出读书救国、教育救国等等,都救不了,我们是革命救国论,结果救了。不搞好阶级斗争,别的就搞不好,要搞好阶级斗争。科学实验是为生产服务。一切党员、支部、公社党委、县、地、省、市委必须与工作队密切合作,放手发动群众,把四清工作搞好。如有阻碍发动群众,阻碍工作队工作,都是错误的,要立即纠正。有些单位把工作队赶回来是不对的。如有阻碍的行为,必须进行严格的批判、斗争以至处分。有的地方规定工作队由公社党委、支部领导,这要看如不阻碍工作队,密切合作,那可以。如自己有问题,他怎么领导工作队?干部躺倒,妨碍发动群众,这是不对的。干部躺倒是反对五反、四清的一种手段。这本身是一种阶级斗争。口上说不当,实际想当得很,他们白天说不敢,晚上他们就去干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群众发动起来。中央两个十条的第二个十条有缺点,对放手发动群众提得不够,要修改双十条安了他们的心。第二个十条讲了两个依靠,一是依靠贫下中农,一个是依靠基层组织。依靠基层组织要看情况,如果他们本身脱离群众,严重四不清,怎么依靠?要依靠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对一些模范支部,也要看看听听,再作决定。有些模范并不模范,农业劳动模范曲耀离是漏网的富农。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不能并列起来。文件上说,团结百分之九十五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群众的前提。这不对,应相反,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干部的前提。许多基层干部犯有不同性质的错误。要弄清楚了,才能好好团结他们搞好工作。团结是工作,斗争的结果。退赔退得不好,是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所以他们不退。他们能不能退?我看可以,他们有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大肥猪、房子,如把群众发动起来,他卖掉了,就可退了。讲退赔我们有些同志首先考虑他生活困难等等,而不考虑他对国家造成的损失。这是个阶级立场、阶级感情问题。要做好家属工作,你们要问他:你愿意你丈夫搞贪污分子还是做共产党员?贪污的一定要退赔,不退群众恼火。好的基层干部就不怕发动群众。工作队必须发动群众搞好四清、五反。劳动者出身的干部犯有错误,在充分发动群众后,可以改变过来的。群众发动以前,一般要抵抗,但出身好的,多数可以争取,就看你们能不能斗过他,至于坏干部,后边有阶级敌人,不好好斗,不一定成功。你一进村,一切行动在他们掌握之中,优势在他那儿,他们有一套对付我们的办法:喂你、盯你、饿你、攻你、躺着不干,赶你。我是国家主席,下去蹲了一个时期就给他们赶过。那一年我到湖南,给他们介绍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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