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战争回忆录-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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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关于改善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问题。苏中军区成立以来，我们一手抓建立和发展地方武装、民兵自卫队，实行主力地方化；一手抓主力部队的发展，相对集结主力，进行机动作战和整训，已经形成了主力部队、地方武装、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但是，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主力部队长期频繁作战，消耗过大，缺少整训，不利于今后的大发展，二是地方武装数量虽已超过主力，但较多用于执行警备任务，较少用于进击敌人，还不能独立担负起坚持原地斗争的任务；三是苏中今后除第二分区北部可能稍趋缓和外，其余地区特别第三、第四分区将更趋紧张，回旋余地更加狭窄，部队过于拥挤，容易遭受损失。我在七月十九日的同一个电报中，建议抽出一部分主力团，选择较安定的地区进行整训。坚持原地斗争的任务，由留下的部队承担，或将留下的主力团与地方团合并后承担。
我对上述两个问题的意见，得到丕显、文蔚、叶飞、期光诸同志的原则同意。七月二十九日，军部复电原则同意，对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指出暂宜慎重；对改善武装体制，提出了具体意见。此后又经过反复酝酿，到一九四二年九月经华中局和军部批准，对全师（军区）部队进行统一整编，各旅保留一个主力团（即第一、第四、第七、第五十二团），并予以充实加强，其余主力团实行地方化，与各县团合并，成为地方团的骨干力量。经过这次整编，使军区有主力在手，随时可以对重要方向实施突击，而各分区、各县也都有较强的武装作为机动兵力，配合区游击队和民兵，担负坚持原地斗争的任务。主力军得到了轮流作战、轮流整训的条件，地方军则大为加强，并在斗争中逐步成长，上升为新的主力。而大量半脱产和不脱产的民兵，成为群众性抗日游击战争的伟大力量和不断补充壮大我军的源泉。实践证明，这次的整编是成功的。同年十二月，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经华中局、新四军军部批准，撤销了各级军政党委员会，建立了统一领导的各级党委，作为党政军民的最高领导机构，从而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苏中区党委由我任书记，陈丕显任副书记。第一地委书记兼第一分区政委韦一平；第二地委书记兼第二分区政委陈时夫；第三地委书记兼第三分区政委叶飞；第四地委书记兼第四分区政委吉洛；兴东泰地委书记黄逸峰。
第三，鉴于敌情的严重，一九四二年七月，华中局、军部曾几次来电，指出新的斗争形势，要求有新的方针以适应，主要内容是：
一、苏中斗争是长期的、南浦襄吉是长期的对手，你们至少准备苦斗一年到二年，一切取决于熬得过，撑持得住，只要能保持骨干，即是极大胜利。
二、苏中工作应以领导武装斗争、建立敌伪军工作、组织领导革命两面派、领导民兵为中心，其它任务均应围绕此一中心去进行。
三、全线大的突击作战，不可能改变敌人的部署，而小型武装挺袭与群众交通破坏战，则起了积极作用，一团兵力左右的突击，亦须要打几次以振奋人心，全军全师的全线出击则不甚适宜。
对华中局、军部的指示，我们认真地作了研究，认为指示是要求我们对敌情作充分的估计，对形势作最坏的打算；给予苏中区的任务是留有余地的。我回顾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当时的条件比现在困难得多，我们熬过来了，撑持住了。当前敌我力量的对比，敌人虽有相当的优势，但我们并不是绝对的劣势，我们在社会基础、群众基础上更有强大的优势。苏中抗日根据地是能够长期坚持，并且能够对全局作出较大的贡献的。关键是既要防止对敌情缺乏清醒的估计，不顾实际地盲目硬拚；更要防止在严重形势下看不到有利因素，丧失坚持原地斗争的信心，消极地化整为零。为此我们提出了“坚持武装斗争，坚持原地斗争”的方针，确定以武装斗争为主，进一步处理好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的关系。在作战指导上，我们认为对付敌人的“清剿”和“清乡”，的确比对付“扫荡”更困难，但是敌人兵力不足，不可能在苏中全区同时进行“清剿”或“清乡”，使我们有可能选择敌人的弱点和后方予以突击，迫使敌人推迟或局部更改部署。我们要求区别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基本区、中心区、游击区和边缘区、敌占区，“清剿”、“清乡”区和非“清剿”、“清乡”区），力求把敌人进攻的重点压缩到更小的范围内，以利于全局的发展。由于我们解决了上述几个方针性问题，对艰苦坚持原地斗争和以后的大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
这一年还有一件大事，是第一、第六师合并。苏南反“清乡”斗争开始后，一九四一年八月，第六师师部及所属第十八旅陆续北撤到苏中第一分区。苏中第一分区的地理位置很重要，一九四○年我军北渡长江后即在江都开展工作，黄桥决战后，又派人进入高邮、宝应两县，苏中区党委成立后，派惠浴宇等同志去开辟、建设江（都）高（邮）宝（应）地区。第十八旅到达后，决定由第十八旅经营第一分区，把这里作为恢复和发展苏南的出发地和后方基地。一九四二年三月正式成立苏中第一分区、苏中第一行政专员公署、中共苏中第一地委。一九四二年三月十六日中央军委决定第六师番号不变，统一由第一师指挥，谭震林同志任第一师政委。但是，谭震林同志未曾到职，后调军部另有任用。这时，苏南的丹（阳）北地区和澄（江阴）（无）锡虞（常熟），苏（州）常（熟）太（仓）地区也已划归苏中区党委领导，以后在长江以南、京沪铁路以北分别成立中共苏中第五地委，地委书记金柯，和中共苏中第六地委，地委书记钱敏。一九四二年苏中部队统一整编，为加强苏南工作，经华中局、军部决定于十二月派第一师第二旅旅长王必成率第二旅第四团、教导队及盐城、兴化警卫团各一部共二千人渡江南下，在溧阳地区与第六师之第十六旅会师，合编成一个旅，番号仍用第十六旅。旅长王必成，政委江渭清。一九四二年十月，中央军委命令第一、第六两师领导机关对内合并，由我任师长兼政委。
综观一九四二年，日伪军对苏中根据地的“扫荡”，四五百人的小“扫荡”平均每周一次，千人以上的较大“扫荡”平均每半个月一次。从开始反“清剿”的六月到十一月中旬，日寇增设据点四十九处，使苏中区敌伪据点增加到三百三十九处，增修公路十九条，全长四百五十公里。我苏中根据地又有所缩小，部分游击区变成敌占区，部分中心区变成游击区。但是，全区仍然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基本区，保持着相当数量的主力部队，各分区仍然保持着一定范围的中心区和广大的游击区，各县武装坚持在县境内进行斗争。同时边区、敌占区工作和敌伪军工作有了很大开展。经过全面建设，根据地更加巩固、各项工作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了。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一九四三年是在紧张的气氛中开始的。日寇在泰兴、如皋、东台、海安一带增凋兵力，有举行人规模军事行动的模样，随即又有敌三个师团将增调苏北的传闻。一九四二年冬反“清剿”胜利后形势一度相对稳定，现在又突然转为紧张了。我们为应付最严重的局面，雷厉风行地抓紧进行在一九四二年十月即已开始的精兵简政工作，并准备为主力兵团另行择地整训，一时引起部分干部和群众的不安。区党委认为主要是宣传上有片面性。在一九四二年十月下旬召开的“南坎会议”上，传达了“今年（一九四二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的政治口号，当时过多地强调了反攻的形势和准备反攻的力量，忽视了对今后艰苦斗争的宣传。观在弯子一下子转这么大，自然要引起群众思想上的波动。于是，我们立即坦率地说明前一段对形势的宣传不够全面，在指出大好形势的同时，强调指出一九四三年是苏中抗日斗争最尖锐、最艰苦的时期，也是黎明前的黑暗的时期，号召全体军民坚定最后胜利的信心，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早日到来。不到半个月，干部、群众的情绪稳定了，全体军民投入到新的以反“清乡”为重点的斗争之中。
早在一九四一年初，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部就确定了以长江下游为起点，逐次推行“清乡”的方案；汪精卫伪国民政府也将其定为国策。同年三月成立了“清乡”委员会，汪逆自任委员长，伪江苏省主席、国民党特务头子李士群任秘书长。从一九四一年七月起，先后对我苏南抗日根据地的苏常太、澄锡虞地区，进行了首次“清乡”。我苏南区党委、第六师经过一段艰苦奋战，转为执行合法斗争、隐蔽坚持的方针，原活动于该区的第六师第八旅奉命撤出苏南，进入苏中第一分区。汪逆便大肆吹嘘所谓“胜利”，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一日制定了《民国三十二年度上半年清乡工作训令》，确定在苏南继续推行“清乡”，在浙东进行“清乡”试验，而将“清乡”重点放在我苏中根据地，并首先选择临江濒海、易于分割封锁、对日伪威胁最大的我第四分区，作为“苏北第一期‘清乡’实验区”。划定天生港、丁埝之线以东，丁埝、马塘、南坎之线以南，东至黄海，南至长江为“清乡”区范围。除调集伪第三十二、第三十三、第三十四师外，日军还从苏南抽调了参加过对苏南“清乡”的第六十一师团的四个大队和部分宪兵，以及大批“清乡”警察、特工和伪方行政人员，进驻“清乡”区内各集镇和重要村庄。沿“清乡”区边沿，日伪军构筑了长达一百七十五公里的竹篱笆封锁圈，每隔一定距离构筑碉堡、了望哨，派兵驻守。封锁了长江岸边大小口岸，仅留少数孔道，派兵把守。占领了沿海集镇，封锁了海上与陆上交通。日伪计划用六个月时间完成“清乡”，妄图在“清乡”区内彻底消灭我党我军，肃清一切抗日势力和“敌对分子”，建立起彻底的伪化统治。
日寇对第四分区的“清乡”，原计划于一九四三年三月一日开始。我们为打乱其部署，鼓舞群众斗争情绪，决定先发制人。我师部特务团主力于二月二十三日一举攻克如皋县曹家埠伪军据点，第三旅及第四分区主力又乘伪军调防之机，攻入金沙、余东、三阳、悦来、小洋口等十多处据点，还进抵长江边，掩护群众烧毁了日伪用以封锁“清乡”区的大批毛竹，迫使敌人把“清乡”计划推迟了一个月，到四月一日才开始。
区党委把领导工作的重点放在制定方针政策和组织实施上，首先是制定反“清乡”斗争方针。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确定反“清乡”斗争的总方针是必须坚持原地斗争。苏南反“清乡”执行的是合法斗争、隐蔽坚持的方针。我们依据华中局、军部的总方针，对比苏南的情况，从苏中实际出发，进行了认真的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