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在北京 作者:赵家梁 张晓霁-第4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叫贫斯赜诜⒄构澜逃⑿挛沤逃⑽郎＝∈乱档确秸胝摺�
根据这些政策，边区党和政府创办了党校、各种干部训练班和学校、研究会等，并在各地区建立中小学。延安保育院、保育小学收容了大批军烈属子弟和全国各地及海外来的儿童。延安中学、延安大学、民族学院、西北党校（高岗亲任校长）等一大批中高级学校及自然科学院也相继成立。到1944年，全区学校达1300余所，在校生四万余人，比1935年增加近十倍，边区成为一个“人才库”，为全国各地培养了大批人才。此外，还组织了许多识字班、夜校、冬学等，普遍建立读报组、图书馆、及各种文艺团体、文化促进会等等，使文化教育事业蓬勃发展起来。
少数民族工作
陕甘宁边区是多民族地区，高岗长期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了解当地民俗民情，积累了不少经验。他担任边区党委书记以后，贯彻执行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多次对绥蒙地区的工作作出指示。西北工委设立民族问题研究机构，十分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1939年春，高岗只是绥蒙负责人：“你们必须注意培养当地干部”，“要记住，不从新党员中培养大批当地干部，尤其是蒙民干部，是不能把伊盟工作做好的。” 1940年春，西北工委先后制定了《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蒙古民族问题提纲》，经中央书记处同意，发至各级党委，指导民族工作。
这期间，西北工委组织了一些大型文化活动。如建立才成吉思汗纪念堂和蒙古文化陈列馆，举行成吉思汗公祭大会；成立“蒙古文化促进会”；1940年10月，延安清真寺落成并举行典礼；成立中国回教救国会陕甘宁分会和回民文化促进会。1941年秋天，根据中央指示，由朱德和高岗发起成立“东方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10月26日，成立大会开幕，东方各国和国内的回教协会、蒙古同学会、藏族学会、彝族同学会等民族团体及18个民族的一百多位代表出席大会，选举朱德为主席，高岗当选为委员；毛泽东、朱德到会讲话，号召东方民族加强团结，共同战斗，反对法西斯。
1941年10月，成立民族学院，高岗任院长，来自七个民族的四百多名学员在这里学习。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对研究我国民族问题及培养民族干部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毛泽东在“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对边区的少数民族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多年以来，陕甘宁边区“对待蒙回两个民族的态度是正确的，其工作是有成绩的。”
（三）整风运动和历史总结
1942年春，党中央发出整顿党风的指示，并派任弼时（中央书记处书记）指导西北局的整风运动。4月21日陕甘宁边区总学习委员会召开动员大会，任弼时作报告，要求用几个月是时间学习中央规定的有关文件，通过整风运动，统一党的思想，加强党的领导。
随着整风学习的深入，重点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对“左”倾路线展开批判。同时，由任弼时负责，着手对陕北肃反问题进行重新审查。在此期间，中央政治局于1942年9月1日，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即九。一指示），强调党对各地区党政军民工作的统一领导，要求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同时防止和纠正党委包办政权和民众团体工作的现象。 14
西北局根据中央要求，于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召开了历时88天的高级干部会议，联系本地区实际，对边区的历史进行总结。高岗代表西北局作了《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报告，回顾了边区党的历史，总结了经验教训。会议总结了陕甘宁边区几年来的工作，肯定了边区党委在1938年5月以后（即高岗任边区党委书记以后）所执行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是于中央路线相符合的，并作出决定，纠正抗战以来边区党内存在的分散主义、闹独立性，以及把党政军民平列起来的错误观点，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反对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倾向与军队工作中的军阀主义倾向；确定了以发展生产，支援抗战为边区今后的基本任务。
1942年11月21、22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说：“整个内战时期有向李立三路线的斗争，有向朱理治、郭洪涛‘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有向张国焘的斗争，张国焘是右倾分裂主义……向这三个路线作斗争，两个作了结论，一个还没有作结论（王明），你们现在作了一个西北的结论，是很好的。”“我们虽然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但要从观念形态上恰当地反映历史是不容易的。经过这样多的磨折，这样多年，这次高干会才把历史搞清楚。” 15
1942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认为1935年9、10月朱理治、郭洪涛所主持的“肃反”将陕北苏区和红军的创造者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等同志逮捕，并杀害了二百名以上的党政干部……不仅完全是错误的，而且是革命的罪恶。并认为，在1935年及以前陕北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刘志丹等同志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而朱理治、郭洪涛所执行的路线是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因此，中央党务委员会1935年11月间的决议除对戴、聂处分仍保留有效外，应当取消。
高岗在1954年反省时曾不无愧疚地说：“当年西北党史座谈会上，郭洪涛受到很厉害的批判都能接受，现在被人家一批就受不了啦。”
西北高干会结束后，1943年1月29日，西北局邀请边区政府和参议会常驻委员的党外人士召开座谈会，传达了高干会精神，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扬。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说：“这次会议是思想上与制度的大转变，将来贯彻下去，见诸实行，才是我们的收获。”“去年共产党提出整风运动，秋后又开高干会，是把思想问题见诸实行，是一贯精神。”“以伟大的党羽全国人民携起手来，才是伟大的作风”，“希望共产党要研究党外人士的心理，真能与党外人士合作。此不但党伟大，政府也伟大了。”
毛泽东看了会议简报非常高兴，批示：“此种座谈会应每月举行一次”。
整风运动后期的审干工作中，西北局和边区党委也出现了一些扩大化偏差。高岗发现问题后，立即找人进行调查，并先后向任弼时和毛泽东反映了情况。经过调查研究，毛泽东指示，审干工作要“重调查研究，反对逼、供、信；做到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搞错了的坚决平反。中央派帅梦奇（中组部副部长）协助边区党委对错整错斗的人进行平反甄别工作；高岗作了自我批评，亲自向受冤屈的同志赔礼道歉，指示组织部门安排好他们的工作。
（四）走上辉煌
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的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成为其他解放区学习的榜样，高岗的威望也随之提高，他已不是刚从内蒙回来的那个满腹怨气，对工作无从下手的骑兵司令，而是一个经过党中央、毛主席精心调教的攻击领导干部了。1943年冬，西北局召开劳动英模大会，党中央、边区和各分区的党政机关向高岗献锦旗，赞扬他是“西北星辰”、“西北灯塔”、“西北人民的救星”。
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10日，高岗参加了长达11个月的六届七中全会，并被推举为“七大”预备会议主席团成员和大会副秘书长。毛泽东在关于“七大”方针的报告中说：
过去有的同志急躁，希望革命明天就胜利。但是可惜没有胜利，一拖拖了十年。有了30万党员，几十万军队，头大了，急躁起来了，结果只剩下了一个陕北。有人说：陕北这地方不好，地瘠民贫。但是，我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是落脚点，一个是出发点。“七大”在陕北开会，这是陕北人民的光荣。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实验区。我们的一切工作先在这里进行试验，在这里开“七大”，在这里解决历史问题。
1945年4月，高岗当选为第七届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他的政治生涯登上新的高峰，走上辉煌。
“七大”结束后，1945年6月底，高岗主持召开了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二次西北地区高级干部座谈会。根据“七大”精神和党中央解决历史问题的办法，再一次对边区党的历史进行分析讨论，摆事实，讲道理，进一步统一思想，加强了团结，巩固了西北党的领导。会间，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代表中央讲话，说：“刘志丹、高岗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而朱理治、郭洪涛所执行的路线是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然而，时隔十多年之后，高岗出了问题，郭洪涛于1956年和1958年，两次向中央提出申诉，说“陕北特委和本人在内战时期执行的路线是基本正确的。”要求重新审查他在陕北时的问题。【注16 这部分及以下内容，详见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355～359页。】
1959年11月23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对郭洪涛的申诉，提出《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否定了1942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关于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1978年，中央组织部又以“组通字36号通知”，将中央监委1959年的《意见》，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政治部。在以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也把关于陕北肃反问题的注释说明抹掉了……
这样的处理，引起了思想混乱，在同志间造成了新的不团结，也引起许多陕北老同志的严重关注。
1983年2月，张秀山、刘景范、张策、张邦英联名给胡耀邦、邓小平、陈云并中央书记处写报告，建议党中央召开有关同志参加的西北党史座谈会，解决这个问题。
由于陕北肃反关系到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党内的“左”倾路线问题，党中央非常重视。1983年4月，中央决定由李维汉、王首道、冯文彬、荣高堂、何载组成五人小组，召集座谈会，共同研究解决。中央强调，解决争论问题的方针，是对这段历史进行全面分析，分清路线是非，总结经验教训，团结同志，不再追究个人责任，不纠缠枝节问题。最终结束这场历史问题的争论。
参加座谈会的有：刘景范、张秀山、张邦英、张策、郭洪涛、贺晋年、崔天民、李铁轮，他们都是当年陕甘边和陕北两个地区有代表性的负责同志。经过分别协商和多日座谈，对陕北党史的几个重大原则问题取得一致认识。
（一）关于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肯定了20世纪30年代前期，陕甘边、陕北两个地区的党组织在创建和发展革命武装和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互相联系，互相配合和支援，最后在刘志丹、谢子长领导下，把两个苏区连成一片，创建了大片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央红军和各路红军北上抗日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这一重大的功勋，“应当载入光荣史册”。
然而，1935年9、10月间，发生了错误肃反，使陕北苏区陷入非常严重的危机，是党中央到达陕北才得到挽救。
（二）关于错误肃反的问题。座谈会一致肯定了1935年的错误肃反是王明“左”倾路线的产物；是王明“左”倾路线的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