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在北京 作者:赵家梁 张晓霁-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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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奇关于资产阶级问题的谈话有毛病；富农问题，推迟合作化的意见有出人；对生产合作社的意见不对。在这些问题上，高岗与少奇有争论，但有些并不是高岗的意见，所以也不能由此说他政治上对。
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少奇只是对时局估计过早。
延安审干，高岗也很（左）；整风时西北高干会也过火了。
土改问题上，高岗也是“左”的，并不是正确的。
高岗在东北支援战争并不突出，打锦州是毛主席的意见，百万大军入关也是毛主席的意见，高岗却说是他提议的。其实他很计较个人得失，经常动摇。
资产阶级问题的电报证明中央是对的。东北城工会议有错误，东北局对资产阶级政策有问题，对资产阶级不能孤立，东北城工会上对此未很好讨论，强调东北特殊。对统战政策，东北局根本不讨论，政府没有真正的资产阶级代表。
少奇关于富农党员问题的谈话，不能说是原则错误，只是推选处理的时间。在农村座谈会上，高岗是同意中组部对富农党员的规定的，并无不同意见。
生产合作社问题，高岗并不高明（如批评农业社会主义）。
工矿党委制【注29 当时高岗接受苏联经验，主张厂长负责制，曾引起争论。】是毛主席的主张。
要认清高岗的政策思想是不稳的，他的思想历史根源，是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的，因此不可能在政策上正确。思想意识指导其生活作风，政治上如何能正确？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他有正确的一面，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不断发展，正确面逐渐缩小。
凡是在组织上搞分裂的，政治上而是错误的；政治上正确的，组织上也是正确的。
对高岗是否要经过批评达到团结？对他应该长期管教。要批判“高岗对，刘少奇错”的观念。
高岗在东北就有阴谋活动，到东北后，养成特殊化，独揽大权，中央稍一过问就不满。
对高岗错误要更深入地挖，像挖毒瘤。这样可能会损害大家一些健康的肌肤。要采取一致的态度去检查。
关于东北的问题，东北局负什么责任，每个人如何交代？
对高岗的揭发必须彻底。
高岗的错误与东北局，与每个人要有区别。东北局过去与其他各大区一样，但高岗在东北局仅有一份，并且是搞阴谋活动。他的阴谋活动超过了他过去对革命的功绩。东北局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有责任，错误要交代。在这次会上先作原则交代。东北局所负责任与一般中央局及中央不同，中央是失察，财经会议发觉，即进行批判。不是路线、宗派错误，而是强调总路线，批判资产阶级思想。
中央失察与东北局责任不同，东北局责任重。东北局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犯有原则错误。
个人检讨要深挖，陷下去的要拔出来。陷下去的不要有顾虑。不要计较有人责备。
东北不少干部受高岗的影响，这些干部的好处是有朝气。中央可以多说好的方面，但东北局和个人应多检讨。
要使干部认识到社会存在的黑暗面，党存在的黑暗面和缺点；他们的警惕性不够，他们的历史经验不足。要使他们知道，个人主义会发展小集团习气；要鼓励他们发扬光大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
会议的重点是揭发高岗的错误，认识其罪恶，鼓舞大家的斗志；要分清东北局的责任和个人的责任；启发教育大家增强团结。
高饶问题的性质是分裂党，是党外性质，资产阶级代理人性质，是反党的宗派活动，不少路线问题。过去路线错误是利用政治纲领团结一些人，无另外组织。高岗的反党性质的党外的，反党的，不需用一个纲领团结一部分人，是搞阴谋的。但他的思想作风影响了一部分人，他们在这种影响下做了一些错事。
“七大”以来，疏忽了党内思想教育，一些人产生骄傲情绪，接受了资产阶级思想。高岗的野心之所以能发展，就是因为我们党有弱点。
会议要着重揭发高岗，并联系自己作检讨。
（二）“高岗反党集团”
1954年3月下旬，周恩来奉了党中央的指示，亲自到沈阳召开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传达四中全会和中央高干座谈会精神，要求深入揭发高岗的问题。他特意带知情人马洪和安志文来参加会议。罗瑞卿作为联络员一同到达。
东北高干会于1954年3月26日至4月25日举行，参加者与东北党政军群一级机关负责人和各省市的负责人，以及 “与高、饶问题有关”的一些人；会议主席团由东北局常委和各省市委书记组成；东北局第一副书记林枫主持会议。周恩来于3月27日作了报告，第二天即回北京。罗瑞卿留下继续参加会议。
如果说，中央的两个座谈会揭露了“高饶反党联盟”，那么东北高干会在揭批高岗的同时，还要搜罗高岗的“同党”，揪出一个“高岗反党集团”。
东北高干会对同高岗一起工作的同志，会上大轰大嗡，乱批乱斗，会下跟踪盯梢，捕风捉影；对揭发的“问题”既不许当事人说明事实真相、进行申辩，也不许进行调查核实；大帽子压顶，随意株连。整个会议没有党内民主可言，更谈不上什么事实求是的原则。以至人人自危，担心自己不知何时也会被“划进去”。
在这样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会议于1954年4月24日通过了《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认为“东北局若干负责同志在实际上参加了高岗的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形成了一个以高岗为核心的反党反中央的宗派”。从而把东北局的主要负责人几乎都打成“高岗反党集团”成员，还捏造出所谓“高岗的五虎上将”。
然而，抓“反党集团”这么大的事情，岂是东北高干会就能决定的！罗瑞卿说过，当时对抓小集团的问题拿不稳，打电话请示中央后才定下来。不仅如此，他和林枫还亲自去中央汇报请示，回来后才宣布的。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罗瑞卿在东北高干会上说：“高岗在东北地区已经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反党反中央的宗派”，“东北局组织内的若干成员和它的主要领导充分中的若干人，例如张秀山、张明远等参加了以高岗为核心的反党小集团”。【注30 中共中央东北局办公厅秘书处1954年5月9日印：《罗瑞卿同志在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令人费解的是，在东北局的主要负责人中，唯一没有受到批判。没有被划入“高岗反党反中央宗派”的，只有第一副书记林枫一人。在高干会上，林枫检讨说：“我和东北局一部分同志，对于高岗反党反中央的罪恶活动，丧失了嗅觉。没有能够识破高岗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的面貌。对于他反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流言蜚语，高岗的派别性的干部政策及其恶劣地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的领导作风，失掉了原则立场，既没有进行批评和抵制，又没有向中央反映。”【注31 中共中央东北局办公厅秘书处1954年5月9日印：《林枫同志在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提纲》。】
同样是对高岗反党反中央的罪恶活动“丧失了嗅觉，没有能够识破”，同样“既没有进行批评和抵制，又没有向中央反映”，怎么别人都成了高岗的“同伙”，而唯独主持东北局工作的林枫反倒成了唯一的好人呢？
本来，东北局的成员与高岗之间，除了工作关系之外，并无其他不正常的关系，更谈不上什么“反党集团”和“五虎上将”之类。林枫却乘批判高岗之机，大搞以我划线，制造冤案。在高干会的决议中，就明明白白地写了“这些同志……故意地孤立林枫同志，即在高岗离开东北地区后，他们实际上仍然帮助高岗把持东北局的领导，致使林枫同志难以行使职权。”【注32 中共中央东北局办公厅秘书处1954年5月9日印：《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先不说是否真有此事，就算确有其事，甚至“反对林枫”，也构不成“反党反中央”之罪呀！
值得注意的是，所谓“高岗离开东北地区后，他们实际上仍然帮助高岗把持东北局的领导”，似乎故意模糊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高岗虽然到中央工作，但他依然是东北地区党的书记、政府主席和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即第一把手。也就是说，他名正言顺的就是“东北局的领导”，何须别人“帮助把持”？既然如此，这些同志何罪之有？反倒是不知林枫“难以行使”的是什么职权？
那么，究竟有没有“高岗反党反中央宗派”，即“高岗反党集团”，或“高饶反党联盟”呢？1981年中共中央11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抹去了“集团”、“联盟”的字样，只保留了高、饶两个“司令”。
（三）凭空捏造的“五虎上将”
关于“五虎上将”，最早是周桓（东北军区副政委）发言时信口说的，却大受罗瑞卿和林枫的欣赏，当着“真事儿”向中央汇报。后来被毛泽东加以肯定，传播开来。
“文化大革命”以后，胡耀邦曾经多次对郭峰说：你是好同志，过去受了不少委屈。这个问题将来会解决的。
薄一波在一次与张明远谈话时也说过类似的话：“五虎将”是没有的，那是东北高干会追根源、上纲的结果。这个问题，在1979年就解决了。
我们之所以说，所谓“高岗反党集团”的“五虎上将”是凭空捏造，只要看一看他们五个人的简单情况就明白了。
张秀山，当时任东北局第二副书记，他曾与高岗在一起创建陕北根据地，一起受“左”倾路线的打击，在错误的陕北“肃反”中几乎丧命。后来，他们又一起创建北满根据地。长期的战斗友谊，使他受到高岗之信任。但是，他到东北工作，与高岗毫无关系，他不时高岗“拉山头”拉去的，而是在日本投降之初，与林枫等人一起，由党中央派往东北的第一批干部。
到东北以后，在工作方针的争论中，林枫（时任东北局组织部长）支持彭真的意见，而张秀山则支持林彪、陈云、高岗、张闻天等人的意见。以后彭真受了批评，调离东北，但并未触动林枫。后来高岗出了事，在捏造“五虎上将”这一招上，林枫起了重要作用。用张秀山的话说，林枫“狠狠地踩了我们一脚，报复我们。”
张明远是1949年才来到东北工作的，1952年任东北局第三书记。他曾长期在白区和晋察冀地区工作，在历史上与高岗没有关系。他性格拘谨，不善交际，以其处事细心沉稳而受到高岗的器重。但或许因为他在历史上与刘少奇、彭真等人有些工作关系的原因吧，高岗在某些问题上又总是对他“留一手”。高岗曾对张秀山说过：“明远为人正派，原则性强，工作以外的事，不要和他谈。”所以他对高岗的许多事情知之甚少。高岗在反省时说，张明远从不在他面前议论刘少奇。
中央座谈会结束后，周恩来和张明远谈话时也说过：“你的情况与王某某不同。他是‘心腹’，你是‘肌肤’。但他觉悟的早，并且有行动。而你虽然对高岗的一些言行有不同的看法，但你没有行动，没有及时向中央反映。”
1954年3月，总理去东北之前，曾问赵家梁对张明远怎么看？赵说：他为人很正派，勤勤恳恳抓工作，群众关系也很好。
周总理点头说：“我也这样认为。”
后来，他听了罗瑞卿和林枫关于东北高干会的汇报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