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第19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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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群众中也包含各级干部，我刚才说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广大人民就不用说了，广大的干部也还是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的。所以正如毛主席说的，广大人民，广大干部都是革命的，愿意革命的，这是文化大革命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和群众的基础。我相信今后新疆的工作还是能够做得更好的。但是一定要说清楚，尽管有这样的胜利，会议开得这么好，但这仅仅是揭露问题的开始，揭开盖子。刚才剑英同志说得对，是刚揭开生产建设兵团阶级斗争的盖子，绝不能骄傲自满，决不能满足这次的收获，大方向抓对了，即使是我们身上的毒瘤开了刀，还不等于我们的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还遗留有很多问题，还有很多艰苦的工作要做。我在这里特别号召自治区的，军区的，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同志，要看到这样的问题，有一系列的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做，因为跟着一小撮三反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人，受蒙蔽的人绝大多数是可以教育过来，说服过来的，绝对不要歧视他们、要教育他们、争取他们。即使有严重的错误也要改造他们嘛！何况群众呢？何况一般干部呢？只有这样才能够解决生产建设兵团的问题，向着健康方面发展，才能使文化大革命健康地发展。这个问题对生产建设兵团要一分为二，要用阶级观点去分析十七年的生产建设兵团，成绩还是主要的，伟大的成绩首先归功于毛主席的号召。部队一解放新疆，毛主席指示部队又要作战斗队，又要作工作队，要作很多宣传工作，参加建党建政的工作，又要作生产队，生产自给，这样的任务生产兵团基本上实现了。
刚才剑英同志把生产的成就说了，这方面是由于毛主席的号召和领导，我们的路子走对了。另一方面是广大的群众。部队开始转业，入新疆后，转业的到现在还有×万多干部。但是起义部队也响应这个号召，到现在也还有×万多人，这是一个基础。在这×万多人的基础上，现在发展到××××多万人，包括家属、儿童，有很大的成绩。当然过去的基础人数还不止×万，大概×，×万人。就是这样也是二十倍地增加，这是十五、六年的事了。这种成绩的确是伟大的，广大群众响应号召，干部也有很大成绩，要靠两头，主席的号召、关怀、党中央和政府的支持，广大群众响应号召，许多复员军人、许多支边青年，盲流人员那么多，也愿意在那里安家，甚至劳改犯也在那里安家，造成现在这样大的部队。建成现在这样大的队伍，干部是做了艰苦的工作的，主要成绩归于两头，干部的努力也不能忽视，不这样估计就不全面。更全面地估计还有军区、自治区党委、兄弟部队的支援、全国各地、各部门的支援，虽然取得这么大的成绩，是不是没有缺点，生产建设兵团的缺点还不少，且不说一小撮人已经在位的要把持这个权，扩大职权，还要造成独立王国，这是大家揭发的。在毛泽东思想挂帅，艰苦朴素方面，东西对比，我是觉得有很大的差别。我到过大庆油田，又到生产兵团，在兵团到的地方很少，时间也很短，觉得到处铺张浪费，大手大脚，跟大庆油田一比，是差的。就拿生产投资来说，单是一九五六年归农垦部管以后，就投资××亿，归农垦部管以前，就很难算了。要算这笔帐，这几年还了过去的帐，有的还没有还清，而大庆油田，从一九六○年就开始，到去年，只七年功夫投资××亿多，交的利润有××亿，折旧×亿，当然工业与农业不同，农业吃饭的人多，但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还是有工业的，这两个单位不能完全相比，我只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方面和艰苦朴素方面对比，兵团不如大庆，我是一九六二年六三年到大庆去看的，一九六五年到生产建设兵团看的，当时我对张仲瀚说，你带着人到大庆去参观参观，你们的领导干部王震、王恩茂、余秋里这些同志都是过去一同战斗的，实际上他六五年去了，的确那里是两论起家，艰苦奋斗，口服心服，心悦诚服，我当时觉得大概有点认识了，后来证明并没有认真传达和学习，固然六五年的大庆已经有点变化，有点骄傲，大庆那边的同志只要一骄傲，两年就受了损失，骄傲在这两年，出事也在这两年，这一次文化大革命就摔了一跤，当然红旗不至于倒了，我们还应该扶持，这是一面好的红旗，他们稍有点铺张，但比起新疆来说，还是艰苦的。
生产建设兵团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这是丁盛同志在京讲的，很激昂慷慨，有根有据。大庆是两论起家，学习毛著的，在这方面可以看出不政治挂帅，不艰苦朴素，又不是解放军的传统，没有响应林副主席的号召，我把这两个作个对照，大庆确实是好的，有点骄傲，摔了个跤，不是大跤，可是生产建设兵团在这方面现在就出了乱子，出这个乱子也好，不然，人家心里不服，你说生产建设兵团成绩确实很大，如人员发展到×××多万，生产粮食××亿斤，棉花××多万担，还有其它工业、加工，但是，只出了这个乱子，只要把一个事一对照，×××、×××稍微骄傲了一点，就在文化大革命中摔了跤，拿张仲瀚来看一看，不只是骄傲而已，怎么能领导文化大革命？刚才说的大庆的积累不止××亿，而是××亿，投资不到××亿，就不能不说是苦干，就是这样子一骄傲就摔跤。
你们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由丁盛同志揭发的，那样子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学习毛主席著作，铺张浪费，有胜于此，组织小集团，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这回暴露就是毒瘤，非开刀不可，因为有人会不服，觉得王震同志一走就是张仲瀚在那里搞，王恩茂同志也只能兼管一下。刚才王恩茂同志也自我批评，有些事对他管理得不严，检查督促不严，军区也不好插手，因此一九五六年就归农垦部了，钩是挂在王震身上了嘛，也有点解释的，难道一点事也没做，没有功劳也有点苦劳，但是问题不在此，你做了点事，功劳有点份，但是你犯了这么严重的罪行，你就把那个盖过去了。高、饶也好，彭、黄也好，彭、罗、陆、杨也好，刘邓路线也好，难道这些人对党没有功？没有做过事吗？不能这样说，但是你过大于功，罪大于功，非低头认罪不可，有许多老干部在这个问题上常常犯了错误，总是不服，象主席说的背了包袱，卸不下来，何况犯罪。今天张仲瀚既然低头认罪，向毛主席请罪，觉得心情沉痛，这点比别的同志好象还好点，既然如此，我们确实还给你一个带罪立功的机会，让你改造，你愿意改造，我们党是不拒绝革命的，不应该不允许革命，这是主席的精神。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犯了罪，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又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这次算是严重的教训，如果还想改，就还有改的机会，还有宽大的机会，希望现在还没有低头认罪的同志们，应该深刻想一想，不要不服气。所以，我做这样的分析，多说了几句。
第三个问题：生产建设兵团的基础×××多万人要加以分析，在成份上不那么健康。第一，劳改犯就有×万人，当然，不是说劳动改造不好人，重新作人的不少，还有发明创造的，但是基础总是差些。第二，盲流××万，当然不能说都不好，有的是内地有困难，听说那里有好处，亲戚朋友都去了，要一分为二，大部分是好的，但总有一部分是不好的。第三，支边的青年××万，上海占×万，家庭出身，有许多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不能说家庭出身不好就不能改造，但长期革命是可以改造的。我在石河子鼓励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叫他们改造，但是那篇报道不是一分为二的写法，没有经我看就发表了。当时，为了鼓励他们，没有去干涉，支边青年家庭出身不好的，改造是难一些，有的绝食要回上海。第四，起义人员，他们起义已经十七年了，按道理，绝大多数是可以改造的，但由于领导工作没有作好，叶剑英同志已经说了，大家已经批判了。张仲瀚没有把四个方面的工作都去作，团结，教育使用，改造要结合起来，偏于一边，只团结不教育，只使用不改造，结果就使他们从旧社会带来的许多旧习气，反动思想，没有改造，甚至是在许多地方还有滋长。如汽二团领导中这样的人多，一夺了大权就暴露出来了，心怀不满，造成流血事件，甚至军区的同志还同他们站到一边，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主席在二十多年前，在延安整风的时候就说，我们承认山头，然后消灭山头，这是辩证法。承认山头才能教育他，帮助他，然后消灭山头。如果在一个地方蹲久了，只是过去的一伙，没有新的血液进来，常常是久而不闻其臭。总有香有臭，是一分为二的，一个人的思想也是一分为二的，林彪同志讲，我们既是革命的一分动力，也是革命的对象。常在一起，就只看到好的一面，互相欣赏，不看到缺点错误的方面。比如象霸道散漫，大家都如此，没有那个批评谁，去一个新的就觉到了。裴周玉、丁盛同志到兵团就发现很多缺点，就敢于说，于是张仲瀚就利用综派性，反对裴、丁、李三个同志，为什么能煽动一批人，就是因为有一批人气味相投，没有认识人家的批评是善意的。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只要受得住，我们就是要这样的。整个生产建设兵团来自五湖四海，×××多万人复杂的成份都值得注意，对每一个方面都要做深刻的分析，这就会懂得我们要改变这个基础。中央要负责的是在一定的时期，比如五年吧，或者更长的时间，不把劳改犯送给你们，已经那么多，再继续增加就增加包袱。有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不一定都送到你们那里去，过去把上海的交给你们，今后要换个地方。当然，上海经过文化大革命也会起变化的。总之，你们经过政治思想上的改造，我们组织上也加以帮助，要从成份上有所改变，这种改变首先从成份改变，就是劳改犯在一些时期不给你们。还有干部的调整，对于干部的处理问题，现在打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