惑-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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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长周济运何尝不知这步棋的深层意味。他也非等闲之辈，自是知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了。想着自己过去蛰伏多年，对谁都没什么威胁，所以才能顺利地被钱唯强选中出任了局长。原以为，钱老板到点就会走人，自己也毕恭毕敬伺候着，不成想他过了岁数依然能如沐春风，而独断气势竟胜似当初了。眼见着没两年自己就奔50了，未来“一把手”的名衔能否加戴于身，说到底还是个不定的事。他心里清楚，能干并不一定准能当官，可一直毫无建树下去，这又无疑会妨碍自己想更进一步的仕途之梦。出版局已是一潭死水，他并不期望自己如钱唯强般终老于此处，因此一味地耗就总不是事。不得已的心痒，让周济运小试了几回牛刀，可钱唯强马上还以了颜色。于是他担心自己未来能否顺利实现过渡？若是超了年龄的杠，恐怕以后就难有再向上走的机会了。所以，无论进退，他都是小心防备着。
惑 22（2）
在周济运的心里，他明镜似的知道，陆成杰将是自己的一个威胁。因为，论学历陆成杰比自己高，论年龄、阅历又比自己有优势，不像自己始终在出版圈子这一亩三分地里转。陆成杰为人活分，社会关系若得雨水滋润，不长苗才怪呢。为了避免大意失荆州，他深信在不明对方潜力可测深度时，远放要比留在近前妨碍小得多。官场这个变幻莫测的万花筒，机遇与命运转合谁说得清楚？所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游离状态总是要安全一些的。为这，外派陆成杰，他也是乐得就坡下驴，也可谓叫将计就计吧。
说到底，最高明的玩家还要说是钱唯强。他像一个调兵遣将的高手，把一盘棋下得丝丝入扣，表面上看各方进退都各得其所，事实上每个人又都脱离不了他的控制。
陆成杰自不是窝里窝囊的类型，他接手风华社后不久，也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当有人问他“屁股坐到哪边了”时，他便清楚，肥肉不是那么好消化的，事情也不能光按道理进行决断，特别是此次外派，绝没那么简单。于是，考虑自己的身份———新来乍到也不足以表现出一种个性或与副职不符的“叛逆性”，便不可为而不为。不过，让他感到麻烦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出版局对风华社的巨大经济期许，这也是他不能轻视的。再三思量，没别的选择，他认为，只能从上方认可的“现成饭”上去做文章了，毕竟这是当前最便捷的路径。这样，他转而强力支持起把定了教材教辅的刘世荣和胡威，就是在辙的明智之举了。
我的判断就是基于这些因素而形成的。选择示弱，也因心知比女人还女人的小男人们绝不会肯体恤他的苦楚。那么，既然陆成杰不想落下“管不了这帮人”的无能话把，又不能让风华社在他当职期大跌效益水准，现实也就必会让他看清，周围人的勾心斗角将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副作用。我选择“低调”，或说以守为攻吧，不管陆成杰能否理解了这番心意，但从大局计，顾念风华社多舛的命运，我也不想太斤斤计较。
然而，这么做就真的有用吗……
“林总，”张智打断了我的沉思，问：“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决？”
我慢慢回过神来，略整理了心情，最终还是决绝地说：“款还是要催回来。小谭，你近日先做这样一件事，用电话与对方核实退货数额。张智你派一个人与小谭一起负责核定，一人为私两人为公，按此数字制作一个表，然后我来签字。在现在这种特殊时期，我们只能采取特别的办法，先把款催回。否则时间拖得太长、零售商的变化又比较不好把握，有可能会造成更多不必要的损失，那就麻烦了。这件事我回头再与陆局通个气，有问题的话我来承担。”
在出版社干了十五六年，我还是第一次做这种不合规则的决定。张智看看我，“林总……”
我摆摆手，打断他后面想要劝阻的话：“就这么办吧！”
晚上回到家后，坐在书案前我不禁检点起近来自己日复一日地为琐事周旋的经过，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可是，也只能咬着牙忍住。心力、体力的消耗，在一个本该作为的时代偏偏煎熬于琐琐碎碎的是非中，这也算是一种特殊国情吧。鱼龙混杂在多变的大时代中，通常都是各种价值观交锋的胶着期，“清者自清”有时真不像文人玩高雅那般可轻易玩的了的，但这也是像我这样一种人的做人底线。那天聚会时，彤非曾批评我“做人不够灵活”，其实想想她说的没错，可我太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了，天性这东西是改不了，更不要说我认准什么就是什么的冥顽个性了。
睡前想到简志峰头天午夜答复我“意见”的邮件，虽说他“要去外面评两天职称”，但想想还是坐下来回了。对他讲述的理由或“隐情”，与白天受到的刺激，对比着想，觉得自己该抱一种宽容的心态看待。我知道自己有时不免苛刻，但“水至清则无鱼”，总不能把自己的弱点变成朋友们共通的弱点吧。我对自己说，人有时需要随和点，也该接受一种见解的差异。这样，便回了他下面的内容———
惑 22（3）
关于稿子，你的顾虑是对的。我所谈看法，多是出于一种单纯的思考，没有站在你所处的位置上想，所以不免有些书生气。就现实而言，自己其实也曾有过类似的经验，事后才知道，效果不好，甚至在一些人眼里是相当“不理智”。目前，虽说局势与两年前是有所不同了，但类似的情形会依然存在。所以，你的理由我表示理解。
我第一次没有对他使用“简局长”这个称谓，而是改用了名字。其后，我谈起了最近在读的书。其中一本是王蒙的《我的人生哲学》，说到朋友评价该书“收放自如”，有种大家风范，我自己很赞同，阅读也很有收获；二是在交叉着看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该书讲现代社会最有效的组织形式———学习型组织，认为未来企业唯一持久的优势，在于是否有能力比竞争对手学习得更快，并且提出了克服组织智障的办法，即系统思考。认为它有强化组织其他每一项修炼，并使其获得大于各部分总和的效力。我说，两本书对我启发都很大，受益良多。我还说这是自己近期的一次补课，趁空当恶补近年来因忙而被束之高阁的精神营养，重现另一类的生活，由此心情不错，等等。
夜已经深了，发出邮件后，我感到心情确有了一种释然的感觉。我意识到，思想的交流在生活中真是不可或缺的，它使人恢复活力，富有弹性。而从工作这一层面上说，简志峰的出现，那种刺激思考也疏导精神能量释放的交流管道，对我而言，显然有比其他人更不可取代的平抑郁结情绪的奇妙作用。
惑 23（1）
白天，彤非和搭档陈子凯一道被派了趟公差，去郊区一个乡镇采访近日发生的一件事。事情的起因其实并不复杂，但是非断定却不那么简单，特别是结果如何定性，就更有着一种难于把握的悬念。两个号称是一直跟踪大事报道的名记者，了解了情况后，有一种说不出的为难。因为若单纯照理论意义上的道理或从国家改革的大势来讲，他俩不乏一种理性的判断力，但难就难在现实绝不是理论，也不如政策的规定本身那么清清楚楚、不容置辩。
事情的原委是，几年前那个乡的农民由乡政府担保向银行贷了一笔款，干起了一家企业。这几年企业干大了，乡政府要收回，说原始资本是政府提供的，所以不能让国有资产流失。当事人不服，跟乡政府理论，说他们承认最初的钱是由政府担保获得的，但这几年若不是一帮人苦挣苦熬，钱能自己增值吗？他们要讨个说法。乡政府不跟老百姓论这个理，当事人也不服乡政府的“判决”，于是决定要找个更大的地儿去评评是非。报社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便派他俩前去采访。
陈子凯他们了解了情况后，觉得乡政府的说法无异于强盗逻辑。他对彤非私下说：“这些乡官还真叫蛮横无理，见钱眼都绿了。”
彤非认同，“他们除了关心自己的政绩，哪管国家政策和大是大非！要知道主宰一方，这些人早习惯了强取豪夺。”这让她想到了上次一行人陪林黎去远水涧散心，其间就曾谈到过这类的话题。
那次，林黎提前返回，剩下了他们几个。两天中连休息带玩，其间也说了不少话。“两会”带出的活跃空气，让他们话里话外都少不了谈到一些理论和观念上的问题和思考。
陈子凯当时说：“看来企业改革后面会越来越触及到产权问题了。现在虽谈的不少，尝试也不少，可是产权一直是个剥离不清的含混概念。”
顾卓若有所思，沉吟了片刻，说：“其实从简单意义上明晰产权还不是最难的。我不知道你们这些当记者的，是否注意到了一个当前更不敢触碰的理论问题。”
顾卓大学念的是国际政治，对一些问题自然有比一般人更多的敏感。他当年从部队复员后，曾在工厂干了几年，恢复高考后，他考入了人民大学，再后来才进了政府部门的。
彤非问：“大哥，你指的是什么？别那么深沉，说出来听听。”
顾卓讲：“那就是价值理论问题。马克思最核心的经济理论之一就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当时他批判资本主义剥削剩余价值，认为资本的增值是来源于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它使资本家变得富有，所以马克思说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都渗透着淋淋鲜血。可是，当人民终于当家做主了，我们当今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时，一些地方、一些企业，甚至是一些握有权力的官员却开始无视职工的利益了。一方面有人借转制化公为私，另一方面又不顾职工把一生献给企业的事实，说让其下岗就下岗，说一脚踢就一脚踢，哪里还顾得国有资产的增值是有着无数劳动者的创造和心血呢！”
陈子凯和彤非都因顾卓的话而陷入沉思。
是啊，这个国有资产按照人民当家作主的概念，也就是说，它是全体人民的财产。可这个“人民”却又是缺位的。职工除了工资、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这些有限的收入外，在资产形式的分配上哪里还有其他什么权利和保障？现在，国家明确提出按多种形式进行分配，不要说是资本的直接投入，就连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也被列入了分配原则的范畴，更有如利息这种“合法的非劳动收入”也在保护之列。那么，为何劳动者的劳动———这个最直接参与创造财富的要素———在现实中反倒成了最不受重视的了呢？
彤非想起，当初林黎念经济学研究生时，曾说真想写篇探讨价值理论的文章，但又遗憾自己没有那么深厚的功力。也说这个问题太敏感了，所以，最终只得放弃。
上次，一经顾卓提出，彤非觉得现实真的是比理论来得更复杂、也更需要关注。当时，陈子凯表示：“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