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1879-第2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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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争论。”
这时，容闳这时站起身问道：“大总统，你的意思是我们的中华文明，应该是一个兼容并蓄的开放式文明，吸收一切有利于中国人民的东西？”
李经述说：“容总长说得对。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五千年未灭，其实靠的就是包罗万象。只是到了近代，才特别固步自封。我们要恢复中华文明开放的传统。中华文明绝对不只是孔老二一家店。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节恕勇让，诸子百家，琴棋书画，都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中国的现代化，从根本上讲，就是中华文明的嬗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要接纳新的文明元素，如何消化外来文明，使之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将成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中西文明彼此相互借鉴，我相信我们可以在坚持中国传统的道德天下理念的同时，加强法制建设，重视教育对人的教化作用，一个文明现代的社会形态就会出现在中国，中华文明也因此可以顺利完成现代化转型。”
容闳道：“社会向现代化转型，很多乡坤地主觉得改革对他们不公平。大总统，我们怎样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呢？”
李经述回答说：“对于公平正义，社会上每个人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会认为我的人生顺利，世界就是公平正义的，我的人生不顺，那世界就是肮脏的，那剩下的公平正义，就只有法律了国家要追求法律的公正，而不是什么抽象的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会有公平正义的社会虽然法治的进程很慢，但是只有法治，才能真正实现公平和正义另外，我们要搞商品经济，商品经济不是建立在等级制的基础之上，法律让人与人社会地位较为平等，因而借助于权势去损人利己的机会大大减少。人人**治的社会，道德必然高尚，人人讲道德而不**治的社会，必然是个虚伪的社会，道德也会一塌糊涂”
容闳点点头，说：“除了法治的市场经济，我还有一个建议，那就是要保障个人的人权。从前的封建皇帝，看到哪个女孩子漂亮，就可以把她弄到皇宫去。皇帝有特权，老百姓的女儿家就没有人权。中国以前几千年，多数人没有人权。直到中华帝国，人民慢慢的才有了人权的观念。个人的产权和人权，是法治社会的核心和基础，个人产权解决人们的生存问题，个人人权则让人活得有尊严，缺一不可。”
李经述点点头，说：“现在，社会上仇富心理普遍，但是这种心态，是最要不得的，试想一下，如果因为自己没有当上富人而仇富，那么对暂时的穷人来说。最好是打倒富人。但是，打倒富人之后呢？难道要等自己变成富人以后再来保护富人？所以，我们的法律。既要保护穷人，也要保护富人，也就是要保护所有人的产权。在我国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误解，即认为财产私有制是人类社会的万恶之源。这些学说以法国的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为代表。实际上，有了私有制才产生出交换，才有市场经济和商业社会一旦取消了财产私有制，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别人的，那么正如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属于你的一样。如果生产出来的东西可以随便被别人占有，谁还愿意从事生产？实际上，这个社会，穷人的财产最缺乏保护，因为他们无钱无势，经常被有特权的人或有钱人所欺侮。所以我们才需要公平的法律，来保护所有人。”
李经述的话掷地有声，又合情合理，在场的官员议论纷纷。李经述接着说：“关于平等，中国古代有大同世界的理想，包括康有为也曾提出来过，但为什么这种结果的平等，只会是乌托邦？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恋爱结婚，如果人人一样，男的必然要选最漂亮的女人，女人必然要挑长得帅的，那剩下的怎么办？这样的社会，怎么可能在现实中存在？中国以前是一个传统农业社会，政治也是是少数人的专利，虽然也形成了一定的政治制度，但在实践中，人的因素要远远高于制度的作用。我们将来的目标，是要实现政治现代化。纵观泰西列强，政治已经成为一种职业，政治斗争成为一种合规则且相对公开的博弈，道德制度及法律共同规定着政治斗争的限度，少了很多血腥和残暴。而不发达国家下的政治，则沿袭古老宫廷斗争，丛林法则发挥着作用，密室政治和血腥暴戾大行其道。如果为政者深陷政治斗争的残酷之中，哪有心思治国理政或谋划国家未来的发展？”
有一些议员不理解，问李经述道：“大总统，您这些话的意思是？”
李经述回答说：“我的意思是，中国将来要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将来中国的政治，也要实现现代化，要光明正大地斗。我们将来的社会，必然只能是法律上人人平等，教育上人人平等，再保障每个人的人权和自由，这样的社会，才是正常的社会才是公平的社会这样的中国，才算是真正的世界强国而当务之急，就是我们国家要加大反腐的力度，建立起一个真正廉洁高效公平的政府”
第257章放开舆论监督
经过思想的大解放之后，建立一个廉洁、高效、公平正义的好政府，就成了李经述关注的焦点。鲁迅还为此上书李经述总统，要求政府放开舆论监督，称这有助于遏制官员*，建立一个好政府。
鲁迅在李经述接见他时，说：“古今中外，官员的贪腐问题所在皆有。说要根本解决，倒也没有这个可能。但将之遏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其实也不难。汲取古今中外的经验，无非就是两种方法：一是大幅度削减官员的权力，不给官员贪污的机会；二是加强监督，多几双眼睛看着，放开报禁，开放舆论监督，就等于让六万万老百姓的眼睛盯着所有政府官员，这对廉政局的监管是一种有力补充。”
李经述点点头，说：“中国的古代也有御史制度，近代出现了报纸，报纸可以把御史不管的事情公开。报纸的舆论监督确实是监督官员的一*宝。我会让国会通过相关法律，准备开放报禁，让民间人士自由办报。”
李经述要国会制定法律、放开舆论监督的意见后，袁世凯急匆匆赶来总统府，脸色很不好看，问李经述道：“我听说大总统要开放报禁？”
这时，李经述正在总统府的后湖钓鱼，算是小憩。袁世凯赶来时，正好一条半尺长的鲤鱼上钩，在耀眼的阳光中活蹦乱跳，他将鱼取下放进鱼桶里，哈哈大笑，说：“项城，我正要去找你呢。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是于民有利的好事，你为何如此忧心？”
袁世凯说：“卑职以为，这样可能会使我们将来失去政权！”
这时，带有一丝凉意的风，吹皱了四周的水面，李经述淡淡地回答袁世凯道：“世上的政权都是人民选的，没有谁能永远在台上。而且人民不是一架架机器，不能按照一个模型铸造出来，又开动它毫厘不爽地去做替它规定好了的工作；人民像一棵树，需要生长并且从各方面发展起来，需要按照那使它成为活东西的内在力量趋向自由生长和发展。而言论自由，是他们最重要的自由，政府不能剥夺啊。”
李经述的声音不大，语气轻微，但这一句话，分明如同万钧雷霆，振聋发聩。袁世凯第一次有点摸不透李经述的心思，他问道：“二十年前，大总统不是反对开放报禁吗？这样会不会搞乱人民的思想？”
李经述说：“此一时，彼一时也。当年我们的国家内忧外患，主权没有完全**，民众多为吃饱饭而努力，当然不能开放报禁。不过，被剥夺了言论自主的人民，没有尊严，不能叫活着，只能说没死而已。现在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言论自由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应该还给民众了。这对监督我们政府的公职人员，防止贪污*，是大有好处的。”
袁世凯说：“万一有人又趁机捣乱怎么办？”
李经述说：“不足虑。开放报禁之前，国会会通过新闻法，禁止煽动暴力、对有损于国家利益、颠覆政府的言论予以禁止，还有侮辱诽谤他人等言论，也会被禁止。我们的政府也都是由人去执政的，不会‘一贯正确’，被强行压制下去的声音可能是正确的。要对不同的声音多一些宽容。”
袁世凯说：“我还是有点担心局面会失控，社会的思想会混乱。”
李经述说：“我们要吸取前车之鉴。中华民族自古是一个富有智慧的民族，文化又早熟，在汉代就备有一套特别好的习俗：儒家思想！但是独尊儒术后，中国却已变成静止的了，几千年来原封未动，甚至倒退。五代就不是唐朝，元朝又比宋朝退步，明朝被野蛮的满清取代，这是对儒家最大的讽刺！我们只接受一种声音，就不可能再进步。反观欧洲是不一样的，中世纪的时候是黑暗的，基督教的统治也是垄断，但在后期文艺复兴之后不同的思想出现了，这才导致了他们社会进步很快。这一点，用在今天也非常重要。如果总是要追求一种思想，追求所有人有统一思想的话，中国不可能进步。所以我们现在要保障言论自由。多一些不同意见，不代表思想混乱，我还是希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袁世凯说：“就怕国民理性不够，思想不统一，社会就会一片混乱。”
李经述说：“过去之所以说不乱，是被压抑住了。那么现在可以放开。放出来以后公开地讨论，把所有的问题拿到桌面上讨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稳定的，走向成熟的一条路，那么将来总有一天会成熟的，这是民主政治必须要经过的一个步骤。我反而觉得开放舆论监督之后，反而会使得我们政府受到更多人的尊敬，我不要一个满嘴谎言的政府啊！而且我们提倡建设法制社会，舆论监督是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中华帝国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41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舆论监督具有公开性、广泛性和及时性的特点，影响广，时效快，容易引起重视，还是放开吧。”
袁世凯说：“我现在担心的，是全国的记者队伍素质不一，很多都只是读了几天书的秀才，思想迂腐不堪，根本不能引领社会的进步！记者本来就是一个浮光掠影的职业，如果不受约束，那社会就乱套了。”
“项城，你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李经述想了想说：“这个我有办法。可以成立中国新闻局，负责组织全国记者的考试，发放记者证。今后。新闻工作者要职业化，一律要通过国家组织的考试。”
说完，李经述拿出身边的一叠资料，是职业新闻记者道德守则，“这是我到美国访问，找人搜集的职业记者操作守则，已经结合中国国情修改。你以这个为蓝本，编写资料向社会公开，然后找专家学者出考题，组织考试，发放记者证，今后，国内报纸聘用的记者，都要有记者证。随时把不合格的记者剔除出局。”
袁世凯接过资料来一看，上面写得特别具体：“职业记者的成员相信，公众启蒙是公正的前驱，是民主的基础。而我们记者的职责是，报道事实，通过对事实和问题公正而全面报道，去推进这个目标的实现。来自所有媒体和各个领域的有良知的记者，将竭尽全力，服务于公众，提供全面而诚实的报道。职业上的公正、客观，是记者公信力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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