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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5部分

民国大文豪-第18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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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还要牵扯到美国的法律和金融市场的规则。
  林子轩想了想,以他的能量恐怕做不到赚了钱还能安然的把钱洗干净的地步。
  他当时已经放下了,不过现在他的人生有了更高的追求,想要为社会做点事情,就需要冒一次风险,试着挥动小锄头,挖帝国主义的墙角。
  他没打算自己单干,这需要极为周密的计划,还要聚拢一批金融界的精英。
  也就是说,他要玩一把大的。
  他要依靠国家的力量,以整个国家的金融精英一起搅乱美国的金融市场。
  他把目标放在了宋子闻身上。
  此时宋子闻是广东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等到北伐成功,他就控制着中国的财政大权。
  时不我待,从1926年到1929年不过三年的时间。
  这三年是准备期,可以把资金和人员一点点的转移到美国去,等待时机,也要开始准备后路,不能被美国政府察觉。
  这一次不光是在金融领域,还要外交和情报部门的配合,这是两个国家之间的金融战争。
  唯一的问题是他如何说服宋子闻陪他玩这个疯狂的游戏。
  仅仅讲交情没有用,一旦被美国发现,会影响到中国和美国之间的邦交关系。
  不过有一点林子轩可以确定,那就是北伐成功后成立的新政府会非常的缺钱。
  打仗从来都是要花钱的。
  林子轩要做的就是让宋子闻相信美国会在1929年发生经济危机,然后让中国的金融学家分析其中的可能性,制定相应的策略。
  当然,也可能宋子闻根本就不相信,只以为这是他新小说的故事。
  那林子轩只好自己随便玩玩了。
  他筹划好了,会通过在美国的电影公司投资华尔街股市,赚的钱在美国拍摄电影,通过电影票房把钱洗干净,再转回国内。
  这样小打小闹,估计最多只能赚取上百万美元,好处是不会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
  他还是决定先和宋子闻谈谈,这毕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在此之前,他要为说服宋子闻准备理论依据。
  他会把脑海中一些能够拿出来的资料整理一番,结合美国和欧洲的经济状况,写一篇美国即将发生经济危机的论文。
  到底要不要大干一场,就看宋子闻的魄力了。(未完待续。)


第三百二十八章 珍惜眼前人

  1926年5月21日,广州国民政府通过北伐战争决议案,标志着北伐战争进入起始阶段。
  上海的报刊上纷纷报道此事,绝大多数持赞成态度。
  这要归功于张座霖在北平的所作所为,他的高压统治让其失去了新闻界的支持。
  4月26日,张座霖下令杀害了北平著名报人邵飘平,引起了新闻界的同仇敌忾,也可以说是兔死狐悲。
  张座霖今天能杀害邵飘平,明天就能杀害其他报人,除非是大家都不说真话。
  新闻界一向讲究言论自由。
  虽然大家知道这是相对的自由,但这是新闻界的坚持和骄傲所在,是新闻界的脸面。
  张座霖杀害邵飘平的举动是在打新闻界的脸,得罪了整个新闻界。
  北平的新闻界慑于张座霖的恐怖统治不敢出声,连公开的追悼和纪念都没有,一片沉寂。
  上海的新闻界则严厉声讨了奉军在北平的暴行。
  别小看新闻媒体,媒体能够通过报纸影响读者,读者是什么,是民心。
  正因为如此,上海的报纸对于广州国民政府的北伐赞成者居多。
  当然,也有反对的声音,主要还是因为广州国民政府和苏联合作的事情。
  张座霖有日本人撑腰,北伐军的背后是苏联人,说起来两者是半斤八两。
  林子轩反对和苏联联合,不过却支持北伐。
  他希望北洋政府快点倒台,国家早日统一。这样中国才能有一段相对安稳的时间,不至于到处都是战乱。最终受到伤害的还是老百姓。
  这段时间,他安下心来撰写关于美国经济危机的论文。
  宋子闻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又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想要说服这位经济学的高材生可不容易。
  要拿出真东西来,为此,林子轩把丢掉很久的经济学又捡了起来。
  他甚至想是不是进修一个经济学硕士学位,自己的文凭太低了啊。
  这时候,徐至摩来到了上海,他并非是专程来上海,而是路过,他要回老家海宁。
  原因是他和陆小蔓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但他的父亲坚决不同意。
  徐父认为儿子离婚已经是大逆不道,现在又要娶一个结过婚的女人,更是败坏门风。
  徐至摩想让林子轩和他一起回海宁,劝说父亲答应这桩婚事。
  这让林子轩哭笑不得,不过没有拒绝。
  陆小蔓和王庚在1925年年底离婚,和徐至摩算是你情我愿,林子轩只有祝他们幸福了。
  在回海宁的路上,徐至摩说了他今后的打算。
  北平太乱了,张座霖的高压统治让向往自由的徐至摩很不适应。他准备结婚后搬到上海来,买一套房子,在大学里教书。
  新月社的不少人都有这个打算,因为林子轩的关系。上海是他们的首选。
  也有人到南京、厦门、广州等地谋生,要么到学校教书,要么在报馆任职。
  比如语丝派的林羽堂在5月份就带着家眷逃离北平。到厦门大学任文科主任,他向厦门大学推荐了一批在北平教书的学者。其中就有鲁讯。
  由此,北平的学者陆续南迁。最终汇聚到上海。
  这是林子轩第二次来到海宁硖石镇,第一次是来海宁观潮的时候。
  有了林子轩的介入,徐父倒是不好斥责儿子,让徐至摩陪着林子轩四处游逛,热情招待。
  这或许就是徐至摩的目的。
  几天之后,徐父终于松口,徐至摩想要结婚必须经过他的前妻张幼怡同意。
  如蒙大赦的徐至摩返回上海。
  此时,张幼怡已从德国回来,住在二哥张军劢的别墅内。
  林子轩和冯程程以朋友的身份邀请了这两位旧日眷侣,给他们创造一个洽谈的机会。
  在法租界的餐厅里,张幼怡穿着一身洋装,文文静静,透着一股自信的神采,相比较而言,徐至摩则有些唯唯诺诺,失去了诗人的自由洒脱。
  林子轩和冯程程先行离开。
  在路上,冯程程不由得叹了口气,感情的事情真的说不明白。
  看着张幼怡和徐至摩也是郎才女貌,门当户对,还有了孩子,想不到说离婚就离婚了。
  新式的人追求婚姻解放,追求自由恋爱,为此不惜离家出走,以前的冯程程同样如此,反对包办婚姻,但现在过的也很幸福。
  那些追求自由恋爱的人就一定幸福么?还是会被伤害的遍体鳞伤?
  只能说各有各的缘分,各有各的幸福。
  林子轩在后世看惯了男女之间的聚散离合,离婚成了普遍现象,但幸福就很难找到了。
  看着餐厅里的那两位,他握着妻子的手,觉得更要珍惜眼前人。
  张幼怡同意了徐至摩和陆小蔓的婚事,大方的送上了祝福,这让徐至摩颇为羞愧,也放下了心事,返回了北平。
  在北平,胡拾正准备离开,他要前往英国,顺便到莫斯科参观访问。
  胡拾到英国是为了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全体会议。
  1925年5月,英国国会通过关于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议案。
  1926年3月,胡拾在上海出席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7月,胡拾离开北平,经哈尔滨,乘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前往英国。
  这是胡拾自1917年留学归国后,九年间第一次走出国门。
  也是继徐至摩和林子轩后,又一位来到莫斯科的中国文坛颇具影响力的人物。
  他在莫斯科呆了三天。
  胡拾先去参观革命博物馆,细细看了俄国1890年至1917年的革命运动史料,很受感动。
  随后,他遇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两位教授,同他们一道去参观莫斯科的监狱。
  三人看了都觉得很满意,认为莫斯科的监狱很有人道主义。
  胡拾又同他们讨论苏俄的教育,看了一些教育方面的统计材料,印象也不错。
  他甚至觉得苏俄“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的感想与至摩不同。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
  经过短短三天的参观,胡拾对苏联大加称赞。
  他的信件传回国内,在报纸上披露,引起了又一轮对于苏联的争论。(未完待续。)


第三百二十九章 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由于胡拾在中国文化界的声望,这几封被披露出来的信件重新燃起了对苏联态度的争论。
  中国文坛的论战都是一拨一拨来的。
  徐至摩在《晨报》发起了“联俄仇俄”的大讨论,以火烧《晨报》报馆为结束。
  林子轩写了在苏联的见闻《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争论了两个月也就过去了。
  这有一个时效性的问题,即便是再著名的学者也不可能让一个话题持续的进行下去。
  基本上都是开端、发展、**到尾声。
  毕竟中国社会还有很多其他的舆论热点,读者也会出现阅读疲劳。
  就好像后世的媒体不可能让一个人天天上头条,总要不断的变换新花样,给观众新鲜感。
  如果胡拾同样批判苏联,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因为大家该说的都说了,没必要重复。
  但这次胡拾竟然称赞苏联,认为苏联的革命是一次伟大的社会实验,还发出“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这样的感慨。
  这就让人非常好奇了。
  胡拾和徐至摩、以及林子轩一样,都是在美国留学,崇尚自由主义。
  按理说,这三人有着相同的价值观,对待苏联的看法应该一致,没想到胡拾和另外两位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
  他们三人到底谁说的才是真的?真正的苏联是什么样子?
  这是让读者感兴趣的地方。
  胡拾的信件成为了不少人攻击林子轩的武器。
  他们抨击林子轩对苏联抱有偏见,只说苏联糟糕的一面,而没有提到苏联的成就。苏联推翻了帝国主义,仅仅这一点就比中国强。
  还有人认为林子轩是担心中国一旦走上苏联的道路。他就会成为被打倒的对象,所以才恶意歪曲事实。抹黑苏联。
  他们痛斥一个资本家有什么资格批判苏联。
  林子轩看了胡拾的信件,他觉得胡拾应该是被苏联人给糊弄了。
  在莫斯科的三天时间能看到什么,看看胡拾去的地方,革命博物馆和监狱,这是苏联当局为前来苏联的外国人安排好的参观地点。
  最为古怪的是,胡拾竟然通过看苏联教育方面的材料就认为苏联的教育不错。
  他既没有到学校去实地考察,也没有和苏联教育界的人士接触,如此的武断,完全不像是一位严谨的学者。更像是在莫斯科陷入了精神亢奋之中。
  胡拾不是第一次这么做了,他的一生可以说就是一个不断被打脸的过程。
  1922年,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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