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文豪-第18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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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清季野史第一编都门识小录》记载。
“庚子间，《四库》藏书残佚过半，都人传言，英、法、德、日四国运去者不少。又言洋兵入城时，曾取该书厚二寸许、长尺许者以代砖，支垫军用器物。武进刘葆真太史拾得数册，视之皆《永乐大典》也。”
这只是一个开端。
中国的这些文物被带回西方，引起了西方人的高度重视。
西方的文物贩子和学者们不顾风险的蜂拥而至，他们要来东方抢掠宝藏。甚至有西方的博物馆开出中国文物的收购单据，明码标价。
那些士兵不识货。拿古籍当砖头，但这些文物贩子不同。他们知道什么东西有价值。
一些外国商人还在北平、上海、天津等文物汇聚地开起了贸易商行，专门收购中国文物。
有些中国古玩商也开起了专做洋人生意的古玩铺。
于是，双方勾结在一起，大量文物就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的运到了国外。
清朝末年，法国驻华第三公使魏武达以搜集中国文物出名，是鉴定中国古玩的专家，卸任后他在巴黎开设中国古玩店。
北平最大的古董商岳斌就是由他扶植起来而发财致富的。
这一时期，北洋政府既无禁止文物出国的法律、法规，又缺乏对旧书业、古玩业的必要管理。导致文物外流畅通无阻。
久而久之，这些外国的文物贩子不满足于市面上的古董。
为了牟取暴利，找到更有价值的中国文物，他们和中国国内的盗墓贼联合起来，开始以考古的名义在中国各地进行盗墓挖掘。
形成了盗墓销售运输一条龙的文物走私产业链。
丁闻江曾见过类似的情景，说起来痛心疾首，却无能为力。
因为不光有盗墓贼参与其中，还有各地的大小军阀为外国人提供方便，甚至这些军阀都参与盗墓。换取钱财。
民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军阀盗墓事件要算是孙殿应于1928年在河北遵化的疯狂盗墓行为。
他选了两座陵墓，一座是清朝乾隆皇帝的裕陵，一座是慈禧太后的东陵。
在林子轩的记忆中，有两处地方的文物流失让他印象深刻。
一处是敦煌的莫高窟。一处是洛阳的龙门石窟。
在后世，他看过余秋羽写的《文化苦旅》，其中第一篇叫做《道士塔》。讲的就是敦煌莫高窟的故事，里面的那位王道士让人痛恨不已。
王道士原本是位普通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负责看守莫高窟。
有一天，他偶然在莫高窟的一个隐秘洞穴内发现了大量的文物。
他并不明白其中的价值，便拿了几卷经书送给县长，县长又送给了甘肃学台。
这位学台是位金石学家，懂得洞窟的价值，便建议送到省城保管，但东西很多，运费不低，官僚们犹豫了。
最终，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只有王道士一次次随手取一点出来的文物，在官场上被当作礼物送来送去。
后来，这些经卷被外国人发现了，他们如获至宝。
大批欧洲的学者、考古学家、冒险家们不辞辛苦的赶到甘肃，赶到莫高窟，只为了能获取洞窟中的那些经卷。
他们最后面对的就是那位看守着莫高窟的王道士。
一场完全不对等的交易在莫高窟前开始了，王道士的开价并不高，甚至低的可怜。
1905年，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
1907年，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迭子银元换取了24大箱经卷、5箱织绢和绘画。
1908年，法国人怕希和用少量银元换去了10大车、6000多卷写本和画卷。
1911年，日本人吉川小一郎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300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
这位王道士并不知道从他手中交易出去的是一个灿烂的文明。
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
在洛阳，同样的事情发生在龙门石窟。
1931年，美国人普爱伦去洛阳参观，游览了龙门石窟，他对这些石雕感兴趣，将其中的《帝后礼佛图》拍摄下来。
《帝后礼佛图》雕刻的是北魏孝文帝和文照皇太后礼佛的情景。
普爱伦返回北平后，同北平的古董商岳斌商议，签订合同，以5年为期，4万元为代价，将《帝后礼佛图》运往美国。
岳斌趁当时时局动荡，买通洛阳当地驻军，将《帝后礼佛图》凿成碎块，运回北平。
他请人将碎石块粘对修配，最后拼凑成《皇帝礼佛图》和《皇太后礼佛图》两块浮雕，卖给了美国人。
可以说是罪大恶极。
人民的愚昧，当权者的不作为，西方文物贩子的贪婪，是中国文物流失海外的主要原因。
正如《道士塔》中出现最多的一句话：我好恨！
恨没有早生一个世纪，恨没有挡在莫高窟前，恨没有拦住那些驶往西方的货轮……
林子轩穿越到了这个时代，有了一点力量，他觉得应该做些事情，让后世的中国人不再那么的痛心，尽可能的把文物留在中国。
丁闻江和林子轩说这番话没有其他用意，他和林子轩的观念相同，教育背景相同。
两人都是从英美留学归来，都支持传统文化，反对苏联，都愿意为这个国家做点事情。
林子轩知道这件事太大，不是他一个人可以完成的，耗费的时间太长，要一直和西方的文物贩子作斗争。
所以，他需要寻找一群志同道合者，成立一个庞大的民间机构，持续的运转下去。
“就从我们开始做起吧！”在龙华镇的桃花丛中，林子轩坚定的对丁闻江说道。（未完待续。）
第三百二十五章 文化散文
林子轩提议成立一个拯救文物的民间机构，丁闻江自然是极力赞成。
丁闻江现在是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在上海华界的地位仅次于孙传方。
孙传方只管军队，对政务不怎么精通，所以丁闻江就有了不小的权利，可以便宜行事。
加上林子轩在上海文化界的影响力，两人联手或许真的能做出一番事业来。
当然，这件事不是说说就行的，还需要大批的人员做事，需要大量的资金做后盾。
丁闻江能够从上海的财政资金中拨出一笔钱，林子轩捐出一部分，成立文物救助基金，打好基础，从而吸引更多的人加入。
他们决定把这个机构叫做中华文物救助会，总部设在上海，之后逐步在全国设立分会。
至于救助下来的文物，两人同意建立一座博物馆暂时保存，等到适当的时机捐给国家。
这个适当的时机是指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的时候。
不过在建立博物馆的地点上两人有分歧，丁闻江觉得上海就很好，林子轩则认为最好建在偏远地区，避免文物毁于战火。
这让丁闻江很诧异，他认为在目前的中国上海租界无疑是最安全的地方。
林子轩想的更为长远。
如果历史没有改变的话，上海并不安全，倒是重庆和云南等地是合适的地点。
这只是初步探讨，两人求同存异，把这件事暂时搁置。以后再做决定。
在龙华镇的这次会面，他们谈论了中华文物救助会的大体框架和基本方针。
也就仅此而已了。毕竟这件事牵扯到的东西太多，不是一时半会能够说好的。还要和一些文物专家商量文物鉴定和保存的问题。
两人会联名在《申报》上发表一封倡议书，邀请有志于文物保护的专家学者参与进来。
无论是丁闻江，还是林子轩，在这个时代都是极具声望的人物，影响力不容小觑。
回到家里，林子轩稍稍冷静下来，不由得摇头苦笑。
想想以后中国的情况，这会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就算是把文物保存下来。也经不起人为的破坏，这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难题。
他暂时没有更好的办法应对将来的危机，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很多事情总要有人开个头，才能让后来的人继续做下去，他愿意做一个开创者。
提倡传统文化，保护文物，这是一脉相承的事情，文物也是传统文化。
不能让后世的学者跑到外国的博物馆研究中国的文化，那将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说起来。林子轩并不喜好文物，也不懂这些，只是有些不忿而已，既然现在有了声望。有了钱财，那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保护工作是义不容辞的事情。
这是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爱国情怀。
作为一名伪文学家，当务之急不是组建保护文物的机构。那是一件长期的工程。
眼下，他要利用自己作家的身份发表文章来唤醒大家保护文物的意识。揭露西方考古学家在中国的盗墓行为。
这些事情不是没人知道，但一直没有引起重视。因为种种原因，也没人说出来。
或许有人说了，却依旧没有人关注。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战争和革命吸引了大部分人的注意力，有太多需要专注的新闻，盗墓和贩卖文物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林子轩要写的第一篇文章叫做《莫高窟》。
他结合后世的资料，讲述了敦煌莫高窟的飞天文化，这是一个从十六国开始，历经十个朝代，历时千余年的文化传承。
从其中能研究东西方文化在这里的融合，极具史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价值。
自然，他不会忘记那位王道士。
林子轩要写的不是学术论文，而是散文，学术论文适合在专业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比如北大国学门的《国学季刊》。
那样只能在专业的小圈子里流传，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散文的形式自由，可以抒发情感，记人记事，进行哲理思考等等。
他写的这一类散文在后世被称为文化散文。
在取材和行文上表现出鲜明的文化意识和理性思考色彩，风格上大多较为节制，有着深厚的人文情怀和终极追问。
余秋羽的《文化苦旅》和陈评原的《学者的人间情怀》就属于文化散文。
在民国时期，有不少散文大家，各有特色。
鲁讯的《朝花夕拾》，周作仁的《自己的园地》，郁达浮的《故都的秋》，朱自青的《背影》，徐至摩的《巴黎的鳞爪》等等。
有的回忆往事，有的写景抒情，有的把文化和历史溶于生活之中。
所谓大师，就是无论写什么，怎么写，都似信手拈来，浑然天成。
林子轩和他们没办法相比，只能老老实实的把后世的文章进行改写，删去在这个时代不应该出现的文字和资料，加上自己的一些见解。
余秋羽的散文，怎么说呢，太过于煽情了。
这或许正是《文化苦旅》在后世畅销的原因所在，能够引起青少年读者的共鸣。
民国时期的散文家大多比较内敛，用淡淡的笔触记录生活的点滴，给人自然而然的感觉。
就好像武林高手一样。
一个修炼的是内功，依靠内在的底蕴打动读者；一个修炼的是外功，凭着煽情吸引大众。
功力高低一看便知。
在民国也有煽情的高手，比如郭沫偌的《女神》，就深受青年人的喜爱。
原因是青年人容易被感动，一听见高喊的口号，便热血沸腾。
沈丛文说郭沫偌在创作小说上没有天赋，只适合写檄文类的文章，喊喊口号。
这个观点应该是客观的。
后世的文人往往学了郭沫偌的套路，专心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