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文豪-第1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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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背景宏阔，叙事从容、豪门、妓馆、剧场、公寓、会馆、学校、高级饭店、俱乐部、庙宇、名胜、三教九流无所不包。
上到总统、总理、下到歌妓、戏子，穷尽名色人等。
可以说是一幅这个时代的北平风俗图。
林子轩的《京华烟云》比张痕水的《春明外史》不遑多让，或者说更胜一筹。
《京华烟云》写了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的历史，写了大家族的恩怨情仇，极为逼真的再现了那个时代的生活画卷。
有历史的深度，有社会的广度，还有道家的思想融入其中。
《京华烟云》在思想性上比《春明外史》要深刻一些。
随着故事的展开，那些以前想看林子轩笑话的人闭上了嘴。
他们意识到这部《京华烟云》和一般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截然不同，可能会成为反映一个时代的杰作，如果能一直保持这种水准，必将文坛留名，成为经典。
这两部小说火到什么程度？
报贩子就在书局的门口排队等着报纸刊印出来，不少读者为了先睹为快，也到报馆门口等候，报纸一出来，立刻被哄抢一空。
唯一让上海读者不满的是这两部小说写的都是发生在北平的故事，他们看着虽然过瘾，却总有点小小的遗憾。
张痕水先生是安徽人，生活在北平，写《春明外史》情有可原，可林子轩是地道的上海人，应该写上海的故事嘛。
不少读者写信让林子轩以上海为背景写一部鸿篇巨制来，为上海人争光。
这就有点瞎起哄的意味了。
上海文坛不乏写上海的作家，只是若论起历史底蕴来，上海不如北平古朴。
写上海的小说总是带着些商业气息和时尚元素，而写北平的小说就会染上政治氛围和市井习气，这是两部城市承载的不同文化，各有特色。
如果林子轩要写有关上海的小说，张爱灵的小说无疑是最佳选择。
只是张爱灵的小说是以女性的视角看待上海这座城市和生活在这里的男男女女，林子轩写来难免有些怪异。
就好像女频的写手混入男频的队伍一样，让读者一看就感觉这不像是男人的文笔。
所以，林子轩并不打算祸害张爱灵，不过未来可以培养一下这位天才女作家。（未完待续。）
第二百五十一章 人是矛盾的综合体
随着战况的升级，黄浦江和长江口的外**舰增至27艘。
只要战火波及到租界，这些战舰以保护租界为首要任务，一旦租界被攻破，也能尽快撤离本国的侨民，保障他们自己国家民众的安全。
其实，租界内不少外国的重要人物已经转移到了军舰上。
西方国家对北洋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即刻停止发生在上海的战争。
1925年1月15日，北洋政府召开内阁会议，就上海问题颁发三道命令。
其中第三条规定上海为通商重地，华洋杂处，此后永不驻兵，并不得再设军事机关。
不过这道命令并不能阻止战争，皖系的段祺睿和奉系的张座霖不是一条心，张座霖不想放弃大好形势，他要掌握江浙一带。
就算不能占据，也能和皖系的段祺睿谈条件，换取其他地区的控制权。
1925年1月28日，奉军在攻克苏州昆山后，进抵上海火车北站，第二日，张宗倡率部万余兵抵沪，进占徐家汇火车站和南市。
孙传方所部浙军撤至龙华、松江一带。
浙、奉两军在新龙华和徐家汇等处对峙，战争陷入胶着状态。
2月3日，孙传方和张宗倡在上海签署停战协议。
规定孙传方交出兵工厂，3日之内撤退上海附近的军队，孙军退至松江，奉军退至昆山，即日电令部下停止军事行动。
至此，第二次江浙战争结束。
停战协议的签署让整个上海松了一口气，将近两个月的战争状态导致上海的商业停滞，损失惨重，更别说人员伤亡和建筑的损毁。
报纸上预估这两次战争给江浙一带造成的伤害至少需要十年的时间才能恢复。
也因为这次战争。北洋政府决定把上海设立为特别市，既不属于江苏，也不属于浙江，决议以上海、宝山两县22乡为区域，建立淞沪特别市。
相当于后世的直辖市。
难民们陆续返乡，重建家园。军阀们争夺地盘，最终受苦的还是百姓。
租界恢复了往日的生活，林子轩收到了不少来自北平的信件。
在战争期间，信息不畅，很多寄往上海的信件都遗失或者延迟了，其中就包括《新月》杂志和《现代评论》的稿子，只好让北平的徐至摩重新邮寄一份。
这些信件中，大多是慰问信，担心林子轩在上海的安危。
还有些信件比较有意思。是请他劝说胡拾的，他看了信件才明白，胡拾要参加段祺睿组织的“善后会议”。
这牵扯到孙仲山和段祺睿之争。
孙仲山前往北平，提出要召开国民会议，召集社会各界共商国是。
段祺睿提出的善后会议则是维护军阀和政客的利益，说白了就是分赃大会。
胡拾作为社会名流也在被邀请之列。
他在回复的电文中说道：“我是两年来主张开和平会议的一个人，至今还相信，会议式的研究时局解决法总比武装对打好一点；所以我这回对于善后会议虽然有许多怀疑之点。却也愿意试他一试。”
胡拾的态度引起了北平文化界的不满，就连不少原本的朋友都对他严词指责。
林子轩颇为无语。胡拾这个人很难评价，比较固执，自己认为对的就会去做。
当孙仲山在广州和陈炯名闹翻的时候，他支持陈炯名，批判孙仲山，认为孙仲山为了报仇。把广州给打烂了。
当冯羽祥把傅义赶出皇宫的时候，他跑到皇宫里见了傅义，并抗议这种暴力行为。
为此被批判了不知道多少回，但他依旧我行我素。
如果不是因为他名气够大，恐怕早就有人找他麻烦了。
他提倡新思想和新文化。推崇西方的制度，算是新式人物，但又有着传统文人的书生意气，也可以看作是迂腐的一面。
所以说，人是矛盾的综合体，不存在那种非黑即白的情况。
本着朋友之谊，林子轩给胡拾写了一封信，劝他退出段祺睿的善后会议，虽然不知道有没有作用，但尽力了就好。
1925年1月，商务印书馆旗下的《妇女杂志》出专辑“新性道德号”，引起社会争议。
《妇女杂志》是由章西琛和周建仁编辑，和万象书局的《家庭》杂志处于竞争关系。
章西琛曾在商务印书馆做了近15年的编辑，起先是协助杜涯泉编辑《东方杂志》。
1919年，章西琛接手《妇女杂志》，成为主编，在周建仁的协助下，对《妇女杂志》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发行数量从原来的二三千份增加到一万多份。
章西琛也被认为是妇女问题专家。
这一次《妇女杂志》的“新性道德号”提出了一个颇具争议的观点。
“如果两个配偶允许，有了一种带有一夫二妻或者一妻二夫性质的不贞操形式，只要不损害于社会和其他人，也不能认为不道德。”
意思就是说只要不危害社会和他人，男女想怎么样生活都行，只要他们自己愿意就好。
这才是真正的婚姻解放和自由。
他们认为真正的婚姻是建立在两性关系完全自由的基础上人类自发自动的一夫一妻制度，而西方的一夫一妻制度具有伪善性。
那是依靠法律和舆论来维持的一夫一妻，根本无法保证男女之间不互相背叛。
即便是来自后世，林子轩也为他们的大胆而吃惊。
民国时期虽然政府规定了要一夫一妻，但实际情况是一夫多妻的现象普遍存在。
这种论调被认为是为一夫多妻做辩护，是破坏家庭和危害社会。
这一期的《妇女杂志》提出的观点其实是来自国外的一些女权作家，这些作家提倡性自由和性解放，认为这才是男女平等。
或者说男女在精神上的平等，只是通过性解放的方式。
很显然，不说民国时期的中国，就算是后世的中国也很难接受这种观点，这和中国社会的基本道德相违背，特别是“一妻多夫”的主张。
林子轩很佩服他们的勇气，却对他们的观点不敢苟同。
不是说西方传进来的观点就是好的，也要看中国的实际情况，否则只会对中国人产生误导，而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
而且，这种事情私下聊聊就好了，刊登在杂志上影响大众就不对了。
他们或许以为自己是先行者，却不知道引进来的不是火种，而是糟粕。
林子轩意识到这是一个打击商务印书馆的好机会，就让旗下的杂志和报纸猛烈抨击章西琛和《妇女杂志》。
只是，这件事情中还有一个周建仁，是鲁讯的三弟。
自此，林子轩和周氏兄弟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了。（未完待续。）
第二百五十二章 一路向北
一石激起千层浪。
由于林子轩这一方的强势发难，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纷纷指责《妇女杂志》道德败坏。
上海的《晶报》和《时事新报》的副刊《青光》相继发难，加入批判的阵营之中，认为《妇女杂志》有教坏青年男女的倾向，提出的所谓“新性道德”是伤风败俗。
社会舆论的抨击使商务印书馆大为恐慌，内部的保守派对《妇女杂志》进行审查。
章西琛和周建仁被暂时停职。
这件事郑震铎向林子轩抱怨过，这一期的《妇女杂志》是他们精心策划的专刊，目的是为了宣扬一种新的“性道德”来批判旧社会的性道德。
从这方面来倡导妇女解放，其中很多篇文章都是很有建设性的议题。
只是因为章西琛和周建仁两人提出的观点较为出格就攻击《妇女杂志》本身，这种做法未免有失公允。
而且，这种观点也不是他们两人的，而是来自西方社会。
林子轩看过那一期的《妇女杂志》，里面还有沈燕冰和沈泽闽的文章。
这些人的文章都不是自己的思想，而是来自瑞典女权主义理论家爱伦凯的《恋爱与结婚》这本书籍，这本书在1911年出版，1920年左右传入中国。
1918年1月的《新青年》上一篇《女子问题》中就有介绍到爱伦凯的理论。
《妇女杂志》的编辑也不管符不符合中国国情，就把他们认为新潮的观点一股脑的抄出来，加以发挥，变成了《妇女杂志》的主要内容。
有意思的是，他们并不是全面的介绍爱伦凯的著作，而是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内容进行阐述。而对自己不利的内容则视而不见。
章西琛和沈燕冰对爱伦凯尤为推崇。
林子轩觉得其中不少女性自由的观点不错，可以放到万象书局的《家庭》杂志上。
至于郑震铎的抱怨，直接被他无视了。
这是两家出版社的竞争，打倒《妇女杂志》，《家庭》才能争取到更多的读者群。
谁让你不看看中国的实际情况就乱发表观点，自以为新潮。想要哗众取宠，只能说个人思想有问题。
周建仁本身已经结婚了，还有了三个孩子，可在上海仍然和另一个女人同居。
这或许就是他提倡这种观点的原因所在，过着“一个配偶，一个情人”的西方式生活。
这时候北京大学的教授陈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