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的恐龙战争-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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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说一下弓。在西周结束以后的春秋战国时代，“复合弓”出现了。顾名思义，就是把不同材料的木片、竹片粘和在一起，做成弓体。因为倔强系数不同，制作“复合弓”时的工艺要求极高。
首先，取材要讲究季节和温度。冬天采来柘木——必须选用柘木，这是上等的制弓木料。把柘木浸在动物犄角熬成的胶里（最好是用大黑牛的犄角熬胶），一直泡着，泡到夏天再拿出来加工，秋天合成弓体。弓体是“三层合一”结构，非常硬，装弦的时候必须借助膝盖的力量才能把两头扳转，即刻安上弓弦加以固定。弓弦绷得紧极了，像琴弦，一拨就能发出响声——弦乐器就是这么起源的吧。弓体的中层是柘木薄片，外用几层上等竹片，最外层是牛筋，再用蚕丝绕紧，表面涂漆增加韧度，漆上作画加强美观，并且镶嵌金玉，精细雕刻，弓角两端饰以华丽的鹿犄角。漂亮的弓简直就是工艺品，在诸侯之间互相赠送。做一张上乘的弓需要花三年时间。
最后说说战车。马拉双轮战车，是青铜时代最抢眼的亮点。战车一定是集中使用才有威力。一般是横排作战，十几辆“马拉的战车”，排成一个大横排。接后不远，又是一个大横排。多个横排就像一道道海浪，把他们的“爱”像潮水一样往前推。当敌人的“爱”也过来了时——敌人的横排战车，与我们的迎面逼进，距离越来越近，于是开始射击。操弓的战车兵从奔驰的车上纷纷发箭，箭支成排地跃过马头，射击对方的车排。对方车上也不傻，竖起盾牌，隐藏在盾牌后面猛烈开弓还击。
当时的马拉战车，连马在内纵长三米。如果两车正面相遇，之间隔了八匹大马，车上的人纵然使用3米多长的长兵器如戈、矛、戟，也不可能够得着对面敌手。只有两车相错，双方甲士方能格斗，实用长武器。所以，要等到敌我双方的各自第一排战车，继续逼进，相遇成一线时，持戈的战车兵就站起来，与敌人交手。
某一排车，要依次和敌车横排们的每一排错轴接战，直到冲到底线，再收转回来，这算是一次交战“回合”。整个行程最长约一里。如果整个冲击过程中，你左右的同伴车辆（与你在同一横排的相邻车辆）不能跟你并肩协同前进，使得你的车过于凸前或者滞后，而敌人则保持了严整的横排，你就非遭受敌军车辆的两两夹击不可。
这就要求在整个交战过程中，战车必须步伐统一，在鼓点的指挥下，秩序井然，而且速度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快，甚至在交战中要反复整顿队形。著名的牧野之战，武王就命令士兵前进六七步就停下重新排整队形，然后继续战斗，就是这个道理。同样道理，在开战前，双方还需要花好大时间去排好一个整齐的车阵出来。而趁敌人列阵未毕而击之，是一种传统军礼所不允许的狡诈战术。
总之，车战就像一场开幕式表演，善于调度秩序的，将是胜利的一方。长勺之战，齐军就是因为连续三次冲击，战车行列变得紊乱，被鲁军反攻的时候，打得稀里哗啦，溃败而返。有时候，故意在阵前抛弃财物，就是引对方争抢，促其行列紊乱的。
附录 附录二 春秋无义战？
回顾从前遥远的夏朝、商朝、周朝，中华大地一直诸侯林立，虽然有名义上的夏商周天子，实际不过是面积千里的大诸侯，其实并没有真正统一全国。全国这些林林总总的诸侯们的来源，是原始时代自然散居着的部落们，各有各的姓氏与领导者。他们在夏朝大禹时代据说有一万个（诸侯万邦），到商汤时候还有三千个。经过历代商王的兼并，还剩一千八。到了春秋初期还有几百上千诸侯。（注：《左传》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帝王世纪》曰：“逮汤受命，其能存者三千余国，……至周克商，制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国，……其后诸侯相并；当春秋时尚有千二百国。……至于战国；存者十余。”《吕氏春秋·观世》：“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晋书·地理志》也曰，周初封诸侯“凡一千八百国。”唐《通典》据史籍云：“殷汤受命，其能存者三千余国”，至西周初年，“尚有千八百国”，以后诸侯相并，在西周后期还有“千二百国”。）
其中，齐国和楚国、晋国，原本都是百里弹丸之地，却也在诸侯间的蚕食竞赛中，扩大着自己的地盘，把邻居诸侯囊括在兜中，成为局部地区最大的强国，也就是霸主。
正是通过连绵两千年的兼并战争，使诸侯数量越来越少，单个诸侯面积越来越大。这个数量缩减、面积加增的过程，体现了中国从原始到文明的历程，从纷纭离散走上接近今天状态的大一统的过程。所以，春秋战国的诸侯兼并战争，是一个文明从原始离散走向文明汇聚的必然过程，是推动历史文明进步的战争。而且，它还打破了割据和封闭，加强了各个不同地区之间技术、文化、思想的交融和相互激发。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讲，春秋五霸的长期军事扩张、小国兼并，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埃及的法老、印度的阿育王，以及世界上各个伟大帝国的诞生，无不都是从这样的小国兼并运动中开始的。从最初的大量城邦小国走向埃及帝国、巴比伦帝国。中国也正是从那上千个小县般的诸侯小国兼并战开始，最终形成了汉唐这样的统一的雄视世界的大帝国，使得中国人成为全世界不可忽略的一个大角色。如果不是自我及早完成兼并统一，就怕最终会被匈奴或者其它“外部”势力各个击破，成为另一个“帝国”了。所谓“军阀混战”，其实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孟子说“春秋无义战”，这是错误的！孟子一贯厚古薄今，觉得历史是倒退的，看不惯当下的事，看不到五霸兼并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积极意义和历史趋势。他还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战国时代的诸侯又是五霸的罪人。都是些莫名其妙的话。
附录 附录三 “崤之战”兼论“兵不厌诈”
晋三军元帅先轸，是春秋时代鼎鼎大名的军事奇才，他指挥的“城濮之战”和“崤之战”，是春秋军事史上的两大杰作，由此一战成名，载名史册。
先轸这人打仗有特点，喜欢大胆使用诈谋。从前打仗讲究堂堂正正，列阵对战，为了表示实诚，作战前要在对方的视线注视下摆好阵势，击鼓，再行进攻，不能蔫不作声地偷袭。如果是攻击到了国邑之郊，先发声出号，才能进攻。总之像宋襄公那样，不要搞诈谋。而在“城濮之战”中，先轸用虎皮慑敌，尘土扰敌，佯退诱敌深入，合二军夹攻一军；在“崤之战”又利用地形设伏歼敌。总之，先轸喜欢用诈。一改从前打仗是观兵的堂堂正正的文雅古风。
先轸成功就成功在用诈上，而敌人失败就失败在固守传统打法上。先轸这种“战争诈谋化”的实践，被后来的孙武子总结提升为“兵不厌诈”的新军事思想。（我们一说孙武，想到的就是“兵不厌诈”这四个字，这是他兵书中的灵魂。它不是凭空向壁虚构的，而是受“城濮之战”、“崤之战”这样的真实战例启发的。这两场战役，就成为战争诈谋化的转折点。）
但是，孙武子的“兵不厌诈”，也未必都是好事：为了求得胜利，绞尽脑汁运用诈谋，就会忽视了真正军事能力的培养发展。同时，用诈也导致世风浇漓，宋襄公“不伤二毛”的精神再也没有了。
“兵不厌诈”的思想，不仅仅影响了中国的军事领域，也影响到了民间。譬如做实业的人，总不愿意走正轨竞争的路，不去拼产品质量，而总想着走走捷径、造造水份、搀搀假料、搞搞关系、用用特权、钻钻漏洞、偷偷瞒瞒、借借声势（像欧典地板胡说什么“来自欧洲”），丝毫不内疚，反而觉得能这样干成了是属于很了不起的本事，是能“诡诈致胜”，符合孙子的兵法，是值得羡慕的聪明之举。最后，弄得每个人都很机巧，总想惜力而赚钱，用巧劲嬴过对方。孰知，大家都不使力，都想走捷径发财，受损害的是整个国民生产能力。
所以，《孙子兵法》被津津乐道，认为它能经商致用，其实只是迎合了中国人不肯打正规战的行事心理和机巧的文化心态。如此反复强化下去，未必是好事。不是常听人说吗：中国人聪明、中国人确实聪明、太聪明了！——这个名声已经传到国际上去了，这大约就是从先轸的时候开始“聪明”起来的罢。
而在先轸之前，那种“不聪明”的打仗法，像外国人那样吭哧吭哧一根筋地吃力地做事的方法，那种“愚公”一点的精神，也许是更好的！
不管你赞同也好，批判也好，先轸开创、孙武总结出的“兵不厌诈”，后来成为中国人战争术的最大特色。《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打仗几乎都是这个，即便民间比武打擂，也是赞赏“四两拨千斤”的巧劲而轻视巨拳粗膀的挥舞。慢慢这就形成中国人重智谋而轻实力的特点，找歪路子而轻品质。而西方则不太这样，西方强调实力和做事的认真，不是靡时靡刻找变通和机巧的办法的。
“兵不厌诈”的对立面就是“遵守原则”，“兵不厌诈”的潜台词就是“没有绝对的原则，一切皆可以出入”。导致了中国人太多的不守原则。而西方人却认为有很多东西是不可出入的，有许多原则和标准是必须遵守的，他们没有中国人那么圆通和多变通。
于是，“兵不厌诈”走出了战争领域，深入了中国人的文化中去，成为了东方人圆通的性格源泉。
如果说，春秋战国时的中国人显得大气滂沱、慨慷直朴（不像现代某些圆通的“中国人”），到了“兵不厌诈”的后代，就变得机巧玲珑、奇思善想——像“中国人”了。
在春秋时代，那时的中国人，不论打仗还是做事，更一根筋，更认认真真讲原则，更像“老外”。这也许是更值得怀念的。
譬如，先轸无礼冒犯国君之后，虽然国君不追究，但他不自欺欺人，宁可自己追究自己的罪责，在战斗中以变相自杀的办法死去。这种一根筋的人，不善变通而讲原则的人，正是春秋战国人的魅力和可爱所在。那些他们身上具备的而我们由于“太聪明”而不再具备的东西，正是感动和引起我们怀念的地方！
附录 附录四 国人的自由
什么是“国人”呢？国就是城的意思，国人即是城市平民。他们主要从事商业、服务业和手工业，基本上跟现在的城里人职业差不多。但他们还同时负有保卫城市的职责。当时没有职业军人，都是临时从国人中征募。
由于国人有从军的特权，而且直接向政府上税，所以在大周朝，国人的力量和意志是颇能影响和左右政府大员的去留和国家对外对内政策的。譬如“国人暴动”就赶跑了周厉王，鲁国国人，曾经打跑了庆父，而郑庄公、州吁，他们的对内对外举措，无不受了国人意志的左右和制约，在书中我们已经说过了。
《诗经》中很多诗歌，都是直指政府高层，甚至直接挖苦国君，对国君一族点名道姓地人身讽刺攻击之，这说明当时国人颇有言论自由，比起后来的皇权社会爽快的多了。在后来的朝代里是从来没有这样的东西的。
总之，大周朝的“国人”（指城市平民），还是有一些政治发言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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