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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0部分

孙犁散文集-第140部分

小说: 孙犁散文集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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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管不了许多。

即使是我喜爱的书,在一种特殊的时机,我也是可以慷慨送人的。例如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许多同志都到我家拿过书。大敌当前,身家性命都不保,同志们把书拿出去,增加知识,为抗日增加一分力量,何乐而不为?王林、路一、陈乔,都曾打开我的书箱,挑拣过书籍。有的自己看,有的选择有用的材料,油印流传。这些书,都是我从中学求学,北平流浪,同口教书,节衣缩食买下来,平日惜如性命的。

十年动乱开始,我的书共十书柜,全部被抄。我的老伴,知道书是我的性命,非常难过。看看我的面色,却很冷漠,她奇怪了。还以为我能临事不惊,心胸宽阔呢。当时,我只对她说:

“书是小事。”

有些书,我确是不轻易外借的。比如《金瓶梅》这部书,我买的是解放后国家影印的本子。二十四册,两布函,价五十元。动乱之前,就常常有同志想看,知道我的毛病,又不好意思说。有的人拐弯抹角:

“我想借你部书看。”

我说:

“什么书?新出版的诗集、小说,都在这个书架上,你随便挑吧!”

“不。”他说,“我想借一部旧书看看。”

“那也好。”我心里已经明白七分,“这里有一部新印的《聊斋》。”

他好像也明白了,不再说话。

抄去的书籍还能够发还,正如人能从这场灾难中活过来,原是我意想不到的。但终于说是要落实政策了,但就是不发还这一部。我心里已经有底,知道有人想借机扣下,就是不放弃。过了半年,还是有权者给说了话,才答应给我。这一天,报社的革委会主任,把我叫到政工组的内间。我以为他有什么公事,要和我谈,坐下来后,他说:

“听说要发还你那部书了,我想借去看看。”

“可以。”他是革委会主任,我不便拒绝,说,“最好快一些,另外,请不要外传。”

政工组到查抄办公室,把书领回来,就直接交到他手里去了。那是我未曾触手的一部新书,还好,他送给我时,污损不大。时间也不太长。我想他不一定通读,而是选读。

过去,《金瓶梅词话》的洁本出版以后,北平书摊上,忽然出现一本小书,封面上画着一只金色的瓶子,上面插着一枝梅花,写着“补遗”二字。定价高昂,对于只想看“那一部分”的读者,大敲竹杠。我很后悔没有买下一本,应付来借这部书的人们。

客人又问:

“从你写的一些文章看,你的家庭,并不是书香门第,那你为什么从幼年就爱上了书呢?”

我答:我幼年时,我家里,可以说是一本书也没有。我的父亲,只念过二年私塾,然后经招赘在本村的一个山西人,介绍到祁州(后来改称安国县)一家店铺去学徒。家境很不好,祖父一直盼望父亲,能吃上一点股分,没有等到就去世了。祖父的死,甚至难以为葬,同事们劝父亲“打秋风”,父亲不愿,借贷了一些钱,才出了殡。这是母亲告诉我的。父亲没有多读书,但看到我的兄弟们都已夭伤,我又多病,既不能务农,又因娇惯也不能低声下气去侍候人——学徒。眼下家境好些了,所以决定让我读书。我记得从我上学起,父亲给我买过一部《曾文正公家书》,从别人要来一本《京剧大观》,还交给过我一本他亲手抄录的、本县一位姓阎的翰林,放学政时在路途上写的诗。父亲好写字,家里还有一些破旧的字帖。

我的书都是后来我做事,慢慢买起来的,父亲也从不干预。但父亲很早就看出我是个无能之辈,不会有多大出息,暗暗有些失望了。

下

我喜爱书,在乡里也小有名声。我十七岁,与黄城王姓结婚。结婚后的年节,要去住丈人家。这在旧社会,被看做是人生一大快事,与金榜题名、作品获奖相等。因为到那里,不只被称作娇客,吃得很好,而且有她的姐妹兄弟,陪着玩。

在正月,就是大家在一起摸纸牌。围在一起,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其乐可以说是无穷的。但我对这些事没有兴趣。她家外院有一间闲屋,里面有几部旧书,也不知是哪一辈传流下来的,满是灰尘。我把书抱回屋里,埋头去看。别人来叫,她催我去,我也不动。这样,在她们村里,就有两种传说:老年人说我到底是个念书人;姑娘们说我是个书呆子,不合群。

我的一生,虽说是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中间也有间断。

一九五六年秋末,我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经过长期失眠,我的心神好像失落了,我觉得马上就要死,天地间突然暗了一色。我非常悲观,对什么也没有了兴趣,平日喜爱的书,再也无心去看。在北京的一家医院医治时,一位大夫曾把他的唐诗宋词拿来,试图恢复我的爱好,我连动都没动。三个月后,我到小汤山疗养院。附近有一家新华书店,里面有一些书,是城里不好买到的,我到那里买了一部《拍案惊奇》和一本《唐才子传》,这证明我的病,经过大自然的陶冶,已经好了许多。

半年以后,我又转到青岛疗养。住在正阳关路十号。路两旁是一色的紫薇花树。每星期,有车进市里,我不买别的东西,专逛书店。我买了不少丛书集成的零本,看完后还有心思包扎好,寄回家中。吹过海风,我的身体更进一步好转了。

十年动乱,我的书没有了,后来领到一小本四合一的红宝书。第一次开批判会,我忘记带上,被罚站两个小时,从此就一直带在身上,随时念诵。一是对领袖尊敬,二是爱护书籍的习惯没改,这本小书,用了几年,还是很干净整齐。别人的,都摸成黑色了。

客:“可不可以这样说:你的有生之年,就是爱书之日呢?”

我说:这也很难说。我的书,经过几次沧桑,已如上述。

书籍发还以后,我对它们还是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感情的。从今年起,我对书的感情渐渐淡漠了,不愿再去整理。这恐怕是和年岁有关,是大限将临的一种征兆。也很少买书了。前些天,托人买了一部《文苑英华》,一看字缩印得那样小,本子装订得又那样厚,实在兴趣索然。本来还想买一部《册府元龟》的,也作罢了。

我的生平,没有什么其他爱好。不用说声色犬马,就是打扑克、下象棋,我也不会。对于衣食器用,你都看见了,我一向是随随便便,得过且过的。但进城以后,有些稿费,既对别的事物无多需求,旧习不改,就想多买书。其实也看不了许多,想当一个藏书家。“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说我是聚浮财,有人说我是玩书。玩人丧德,玩物丧志,玩书又将如何呢?这就很难说清楚了。黄丕烈、陆心源都是藏书家,也可以说都是玩书的人。不过人家钱多,玩得大方一些,我钱少,玩得小气一些。人无他好,又无他能,有些余力,就只好爱爱书吧。

我死以后,是打算把一些有用的书,捐献给国家的,虽然并没有什么珍本。不过包书皮上,我多有胡涂乱写,想在近期清理一下,以免遗笑后世。

1983年9月19日夜记

爱书续谈

答:读书首先要知道爱书。不过,请原谅,像你这样爱书,体贴入微,一尘不染,是否也有些过火,别人不好做到呢?

答:是这样,不能强求于人,我也觉得有些好笑。年轻时在家里读书,书放在妻子陪嫁的红柜里。妻子对我爱书的嘲笑,有八个字:“轻拿轻放,拿拿放放。”书籍是求知的工具,而且只是求知的手段之一,主在利用。清朝一部笔记里说:到有藏书的人家去,看到谁家的书崭新,插架整齐,他家的子弟,一定是不读书,没有学问的。看到谁家的书零乱破败,散放各处,这家的子弟,才是真正读书的人。这恐怕也是经验之谈。我的书,我喜爱的书,我的孩子们是不能乱动的。我有时看到别人家,床上、地下、窗台、厕所,到处堆放着书,好像主人走到哪里,坐在何处,随时随地,都可以拿起来阅读,也确实感到方便,认为是读书的一种好方法。

但就是改不了自己的老习惯。我的书,看过以后,总是要归还原处,放进书柜的。中国旧医书上说有一种疾病,叫做“书痴”,我的行为,庶几近之。

客:这也难说。我看你在日常生活中,不只对书,对什么东西,也是珍惜,不肯抛废。这是否和长期过艰苦生活有关呢?

答:我们已经谈过,我自幼家境并不好,看到母亲、妻子终日织纺,一粒粮食,得来不易,我很早就养成了一种俭朴的生活习惯,有时颇近于农民的吝惜。直到现在,还是如此,我已经描写在一篇小说之中,作为自嘲。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我离乡背井,可以说是穷到一无所有。行军时,只有一根六道木棍子和一个用破裤子缝成的所谓书包,是我唯一的私有财产。我对它们也是爱护备至,唯恐丢掉。特别是那根棍子,就像是孙悟空手里那根金箍棒一样,时刻不离手,从晋察冀拿到延安,又从延安拿到华北。你看,人总是有一点私有观念,根深蒂固,即使只剩下一点破烂,也像叫化子,不肯放下那根破枣木棍儿。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破书包里,还总是带着一本书,准备休息时阅读。我带过《毁灭》、《呐喊》、《彷徨》,也带过《楚辞》和线装的《孟子》。那时行军,书带多了,是走不动的,我就选择轻便的书带上。

客:你读书,有没有目的性?或者说,从什么时候开始,你的读书,才是自觉的,有所追求的呢?

答:幼年读书,可以说是没有目的的,上小学是为了识字,看小说,是叫做看闲书。《红楼梦》、《封神演义》,是我在本村借来看的。如果说读书,是为了追求什么,那应该从我读高中说起。这时,我已经十九岁,东北九·一八事变,上海一·二八战事,接连发生,这是国家民族的处境。我个人的处境是初中毕业,没有生活出路,父亲又勉强叫我再上二年高中。高中毕业以后,又将如何,实在茫然。人在青年,对国家,对家庭,对周围环境,对个人,总是有很多幻想,很多希望与失望,感慨和不平的。但我并没有斗争的勇气,也没有参加过什么实际的革命活动。我处在一种隐隐的忧闷之中彷徨不定,想从书本上,得到一些启示,一些安慰,一些陶醉。

读书是一种文化活动,文化活动总是带有时代特点。青年读书,总是顺应时代思想的潮流的。这一时期,我读了大量的新兴社会科学和新兴革命文学的书籍,这对于我后来参加抗日战争,无疑是一种起主导作用的推动力。所以说,二十岁上下时的读书,虽然目的性并不明确,但对国家民族的解放和进步,对自身生活、思想的解放和进步的向往和追求,还是有意识的,而且是很强烈的。

我应该感谢书籍,它对我有很大的救助力量。它使我在青春期,没有陷入苦恼的深渊,一沉不起。对现实生活,没有失去信心。它时常给我以憧憬,以希望,以启示。在我流浪北平街头,衣食不继时,它躺在街头小摊上,蓬头垢面与我邂逅。风尘之中,成为莫逆。当我在荒村教书时,一盏孤灯,一卷行李,它陪我度过了无数孤独的夜晚,直到雄鸡晓啼。在阜平草棚,延安窑洞,它都伴我枯寂,给我营养,使我奋发。此情此景,直到目前,并无改变。一往情深,矢志不移,白头偕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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