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散文集-第1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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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文学事业上,影响、套用和抄袭完全是两回事,有鲜明的界限。正像偷窃与赠与、捡拾与白拿有鲜明界限一样。
三岁小孩都能分辨清楚,岂容故意混淆?这样做对青年人的创作会有什么益处呢?
理论上的混乱,会导致文学现象的混乱,近年所见,不只一端。
又如庸俗、低级的色情小说、武侠小说,在旧社会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连大报也上不去。现在却成为热门,不只进入大报、大刊物,而且进入大出版社,争相标榜,以谋多利,降低读者水平,影响青年心志,较之多赚几个钱,究竟是何轻何重呢?
当然,现在的色情与武侠,都有新的装扮,以符合时代的样式。但与旧作品相比,实在没有什么社会意义社会效果上的大区分。古时有小说诲淫诲盗之说,并非只是道学家的坐井观天之见,弄不好,小说确也能发生这种坏作用。
贾平凹的这篇小说,没有色情的成分,也没有武侠的成分。从现实生活取材,写的是家常事,平凡的农民。却也能引人入胜,趣味横生,发人深思,有时代和社会的深刻意义。
这证明,新的文学还是应该与新的现实生活相结合。至于能否写得好,写得成功,就要看作家深入生活的程度,以及对现实主义的掌握如何。
有人预见,当前生活里的专业承包,会导致文学创作从内容到形式上的新的趋向。有些作家有先见之明,已经把内容转移到侦探、武侠、色情刺激上去了,形式也随之转化。这种理论,颇可怀疑。为艺术的艺术,自然也可以导致金钱,然而金钱的欲望不能转化为艺术。人民的生活,无论如何现代化,还是需要现实主义的艺术,也不会丧失判断力,把庸俗的作品和严肃的作品混同起来,甚至颠倒过去。
贾平凹在这篇小说里,与现实生活的精采的描绘相适应,还运用了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的叙述和对话的方法,流畅自然,充满活泼生动的内在力量。
贾平凹是勤奋的好学的,他博览群书,多方面探索,找出这样的一条路,我看到以后,高兴非常。因此写信给你,不知你以为如何?
祝编安!
孙犁
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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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八 书林秋草 读作品记(一)
《蒲柳人家》中篇刘绍棠作载《十月》一九八○年第三期
绍棠敦于旧谊,每有新作,总是热情告我,希望看看。而我衰病,近年看新作品甚少。他奋发努力,写得又那么多,几年来,长、中、短篇,齐头并举,层出不穷。我只看过几个短篇,也没有提出具体意见。前不久,他签字寄来载有此作的《十月》一册,并附信。我感到实在应该认真读读他的新作了。用两个整天,读完。我视力弱,正值阴雨,室内光线不足,我多半站在窗下,逐亮光读之。
读毕,本想写篇短文。当时因事务多,只把联想到的意见,提纲告他。后又因发生严重晕眩,遂稽迟至于今日。心实愧之。
绍棠幼年成名,才气横溢,后遭波折,益增其华。近年来重登文坛,几个长篇,连载于各地期刊,成绩斐然。今读此作,喜欢赞叹之余,觉得有下面几个问题,可以同他商榷。
这些问题,有的与绍棠之作有关,有的无关,是提出和他讨论。
绍棠对其故乡,京东通县一带,风土人物,均甚熟悉,亦富感情。这是他创作的深厚基础。然今天读到的多系他童年印象,人物、环境比较单纯,对于人物的各种命运,人生的难言奥秘,似尚未用心深入地思考与发掘。人物必与社会风貌关联,才能写出真正时代色彩。绍棠的作品,时代色彩,并不凝重。人物刻划,重在内心,从内心反映当代社会道德伦理,最为重要。然做到此点,不似风花雪月描写之易于成功。
在作品中,人物必须与社会结构、社会风尚结合起来写。不如此,所谓时代色彩,则成为涂饰标签,社会、时代、人物,不能实际融为一体。
此中篇,几个主要人物,都写得有声有色,然结构稍松,总体无力,其原因在此。这是高要求,我对于此点,也只是高山仰止,不得其途而进也。
爱情故事,为古今中外文学作品所共有,名著亦然。于是有人把爱情定为文学永久主题之一。其实似是而非。就文学史观之,传世之作,固有爱情;而专写爱情者,即所谓言情小说,产量最多,而能传世者甚为稀少。作品之优劣,读者之爱弃,自不在此。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只是从生理上说。文学作品固然不能忽视生理现象,然所看重者为心理、伦理现象。伟大作品之爱情,多从时代、社会、道德、伦理着眼,定为悲剧或喜剧的终极。小说之红楼,戏剧之西厢,无不如此。其他,如《牡丹亭》形之于梦中,《聊斋志异》幻之于狐鬼,虽别开生面,其立意亦同。伟大作品,实无为写爱情而写爱情者。
至于“三角”之作,或小人拨乱其间,虽改朝换代,变化名色,皆为公式,不足谈也。
绍棠写爱情,时有新意,然亦有蹈故辙处。不以自己的偏爱写文章,不迁就世俗的喜好写文章,而以时代和社会的需要写文章。这是我年近七十,才得出的结论。
艺术既发源于劳动,即与人类生活现象密切相关。中间虽亦有宗教、政治影响,究以反映人生现实为主。现实主义贯穿中外文学艺术历史,这既是规律,也是事实。
在这一主流之外,尚有旁支流派。写作手法,并不求同,而贵有新的创造。但如脱离现实根本,违反规律,则虽标新于一时,未能有传久者。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现实主义为其基本传统,当时师承者,除民族遗产外,主要为十九世纪东、北欧现实主义作家和作品。这些作家,除去作品深刻的现实内容外,皆富有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个性解放思想,社会进步要求。
随着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时时遇到的危机,人的生活,在新情况下遇到的困惑,常常迫使文学艺术,脱离常轨,产生新的派别。此种派别,时时表现为对现实的怀疑、忧虑、不满,内心的反抗。在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上,形成种种反现实主义的倾向。
这些新的文学流派,在过去,也常常引进到中国来,也常常有人仿效之,宣传之。但常常不能为广大群众接受,并经不起时间考验,迅速灭亡。近几十年,各种新的主义、流派,差不多都曾在中国传播过,但能在此土生根丰茂者甚稀。
文学艺术,自有其民族传统,维妙维肖的写实手法,最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此外,中国的资本主义,并未得到长足的发展,更谈不上成熟与崩溃。社会上的竞奇斗异的趣味,远不同于欧美。此后,从国外引进一些新的文学流派,自亦难免,有的群众也许爱好一时,然从艺术来说,只能说是多了一种普及的样式,并非是对艺术的提高。
三十年代,有所谓新感觉派,日本作家横光利一颇有名。
中国穆时英初仿效之,后抄袭之,遂即名誉扫地,而此流派亦随之销声敛迹,不再有人称道。
横光利一有一篇小说,题名《拿破伦与疥癣》,他写拿破伦所以征服欧洲,是他的疥癣,时常发痒的结果。中国的曾国藩也患有此症,时时对人搔爬,鳞屑飞落,拍马者誉为龙变。难道他的敉平太平天国,也是癣的作用?小说家可以异想天开,编造故事,有时以为越新奇,越能耸人听闻,其实是自促自己作品的寿命。海外奇谈,不能代替文学。
中华民族,这块伟大的土壤,是很肥沃的,对于外来的东西,也是热烈多情的,这一点,从南北朝翻译佛经起,就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如果把文学艺术,比作花卉,只有那些真正有生命力的,并对这块土壤的现实有所补益的,才能在它身上繁殖成活。
绍棠不尚新奇突异,力求按生活实状,自然描述,是其风格之长。然于现实主义的师法继承,似应再为专笃。
绍棠幼年,人称卓异,读书甚多,加上童年练就的写作基本功,他的语言功力很深,词汇非常丰富,下笔汪洋恣肆。
但在语言运行上,有泛滥之处。词句排比过长,有失于含蓄。
有所长必有所短也。读书似亦甚杂,吸收未加精选。即如卿卿我我的文风,有时也在他的文章中,约略可见。
对于作品,历史有它自己的优选法。历史总是选择那些忠实于它,并对它起过积极影响的作品。历史最正直公平,不需要虚词,更厌弃伪词。任何企图掩盖历史真相,欺世盗名的人和作品,他的本来面目,迟早要被历史揭示出来。读书,博览之外,还要有选择,评文要有高标准。
以上不算评论,原来是想再写封信,告诉绍棠的。现在编入读书记,也要先抄录一份,就正于绍棠,恐不符合实际之处甚多。年岁相差,时代先后,老的见解,总常常是保守落后的。
1980年8月7日立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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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八 书林秋草 读作品记(二)
刘心武同志十月二十日来信:“今年《十月》第三期的小中篇《如意》,是我用力较多的一篇;另《新港》九月号上有我一篇《写在不谢的花瓣上》,也力图在写爱情上体现出我个人的观念,似与当前很多这方面的小说所表达的观念相悖,显得‘保守’……请浏览一下。”
我手下刊物已为别人拿去,从《新港》资料室借来,二十九日晚开始阅读,当晚读完《如意》,次日读《花瓣》毕。
关于两篇小说的成功之处:
《如意》第一、二、三节,第八、九节。人物为石大爷(石义海)。
《花瓣》“十二年前的那个傍晚,我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
以下文字。
关于小说的不成功之处:
《如意》中写“文化大革命”的部分。谁都知道,刘心武同志是以写“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创伤成名的。他写《班主任》时,“四人帮”虽已揪出,但“文化大革命”仍当作正面的东西被歌颂。他首先在文艺创作上说出:这不是绣花布,这上面有苍蝇粪,有蛆虫,有更可怕的东西,在它的掩盖下面,……这是有功的,是一种创造。他的作品,是圣之时者,是应运而生的。
在我国历史上,作家也如同帝王将相,常常是应运而生的。当然也常常应运而死。远的不论,姑以近代为例:“五四”时代,左联时期,东北沦亡和抗日时期,土地改革和合作化时期,“文化大革命”被歌颂和被诅咒时期。每个时期,都产生它的一批作家和作品。“文化大革命”以正面形象出现的十年,实际上没有作家,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出现真正的作家。
《班主任》所写的是“雄鸡一唱”,但毕竟是在政治上打倒了“四人帮”以后,才能出现。而更早已经有街谈巷议,有反抗斗争。我们不能要求作家,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写出这样的作品。政治总是走在前面的,“天下白”才有“雄鸡唱”。但如果老是写“文化大革命”时期那些游街、批斗、牛棚,这就又陷入了俗套。因为这些究竟还是表面的东西,是大家都司空见惯的,是“四人帮”罪恶的类型性的表现。如果写,今天则须进一步,深挖一下:这场动乱究竟是在什么思想和心理状态下,在什么经济、政治情况下发动起来的?为什么它居然能造成举国若狂的局面?它利用了我们民族、人民群众的哪些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