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散文集-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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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的这场论战，我没有加入，因为论战展开时我正埋头写《追求》，《追求》写完就真个到日本去了。直到我在日本写《从牯岭到东京》时，才间接地参加了这场论争。
《追求》从四月份开始写，到六月份写完。《追求》原来是想写一群青年知识分子，在经历了大革命失败的幻灭和动摇后，现在又重新点燃希望的火炬，去追求光明了。这也是我写《创造》时的心情。可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却又一次深深地陷入了悲观失望中。我从德沚以及几个旧友那里听到了愈来愈多的外面的迟到的消息，这些消息都是使人悲痛，使人苦闷，使人失望的。这就是在革命不断高涨的口号下推行的〃左〃倾盲动主义所造成的各种可悲的损失。一些熟识的朋友，莫明其妙地被捕了，牺牲了。对于盲动主义，我与鲁迅议论过，我们不理解这种革命不断高涨的理论。在一九二八年初，我还写过一篇散文《严霜下的梦》（载《文学周报》302期），用象征的手法，表述了革命的遭遇和我的心情，并对那时的盲动主义表示了〃迷乱〃、〃不明白〃和不赞成；我发出了询问：“什么时候天才亮呀？〃但是到了四五月间，我却完全被这些不幸的消息压倒了，以至我写的《追求》完全离开了原来的计划，书中的人物个个都在追求，然而都失败了。同年七月十六日我在《从牯岭到东京》中写有一段话，很清楚地道出了我当时的情绪：“我那时发生精神上的苦闷，我的思想在片刻之间会有好几次往复的冲突，我的情绪忽而高亢灼热，忽而跌下去，冰一般冷。这是因为我在那时会见了几个旧友，知道了一些痛心的事，——你不为威武所屈的人也许会因亲爱者的乖张使你失望而发狂。这些事将来也许会有人知道的。这使得我的作品有一层极厚的悲观色彩，并且使我的作品有缠绵幽怨和激昂奋发的调子同时并在。《追求》就是这么一件狂乱的混合物。〃这里所说的〃亲爱者的乖张〃就是指的瞿秋白和他的盲动主义。也是在《从牯岭到东京》中，我还有一段表白自己的话，这一段话也反映了我当时的真实思想。我说：“我承认这极端悲观的基调是我自己的，虽然书中（指《追求》）青年的不满于现状，苦闷，求出路，是客观的真实。说这是我的思想落伍了罢，我就不懂为什么象苍蝇那样向窗玻片盲撞便算是不落伍？说我只是消极，不给人家一条出路么，我也承认的；我就不能自信做了留声机吆喝着：‘这是出路，往这边来！'是有什么价值并且良心上自安的。我不能使我的小说中人物有一条出路，就因为我既不愿意昧着良心说自己以为不然的话，而又不是大天才能够发见一条自信得过的出路来指引大家。人家说这是我的思想动摇。我也不愿意声辩。我想来我倒并没动摇过，我实在是自始就不赞成一年来许多人所呼号呐喊的'出路'。这出路之差不多成为'绝路'，现在不是已经证明得很明白？〃这段话，后来成为创造社攻击我的主要靶子，傅克兴在一篇文章中就说：“说中国革命走到了绝路吗？断没有这个事，中国革命还在发展到一个新的高潮，决没有走到绝路去，……如果讲这是绝路，那么，我们只有叫资本主义万岁了。”看来，克兴君当时显然是一其中盲动主义之毒甚深的〃苍蝇〃。
过后不久，我听说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了，会议批判和纠正了秋白的盲动主义路线。这消息是别人传给我的，因为自从我到了日本以后，就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而且以后党组织也没有再来同我联系。我猜想，大概我写了《从牯岭到东京》之后，有些人认为我是投降资产阶级了，所以不再来找我。附带说一句，后来在一九三一年，瞿秋白在我家中避难时，我向他谈过此事的经过，并表示希望能恢复组织生活。秋白后来告诉我，上级组织没有答复，而他自己正受王明路线的排挤，也无能为力。他劝我安心从事创作，并举了鲁迅的例子。
我写完《追求》以后，有一天陈望道来看我。闲谈中，他发现我久困斗室，身体、精神都不好，就说，天气这么热，闷居小楼，是要弄出病来的，既然你对外放空气说已去日本，何妨真的到日本去一下，换换环境，呼吸点新鲜空气？我也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而且当时中国人到日本，日本人来中国，都不用护照。但我怕不懂日语，有困难。陈说：“吴庶五已在东京半年，她可以招呼你。〃吴庶五是陈望道的女友，在上海时我见过，是认识的。我于是决定到日本。陈望道又说，他可以替我办理买船票、预先兑换日元等事。于是德沚就忙着打点我的行装。
六月底，就在我去日本之前，一天夜间，陈独秀突然来到我家里。我们有一年多未见面了。约在半年前，陈之联络人郑超麟曾来看过我，知道我现在蛰居家中，卖文为生，所以陈独秀知道我的住址。此次陈独秀来，是德沚闻叩门声而去开门，一见是他，便请他进来。我请他坐下，德沚端上茶，正想探问他此来何事，他却自己说：我近来在研究现存于各省方言中之中国古音，为作一部《文字学注释》准备材料。从前顾亭林作《诗本音》，碰到协音不通处，先向师、友请教，还是得不到合理的答案，那就问樵夫、打渔的、牧童等，要他们念土话，甚至为了一个字的古音，而问到东西南北十多个省的人们。顾亭林谓古音没有完全丧失，或存于甲地，或存于乙地。我现在想继顾亭林之后，作这方面的研究。例如常州人土音Tiá（意为〃何事〃）即唐人之〃底〃，唐人诗中常见〃底事〃。广东话中亦有古音。现在我正收罗上海话之古音，特来向你探讨。我说我对家乡乌镇话，也许还没忘记，上海话就不行，德沚的上海话也许比我好一点。于是陈写出几个字，要德沚用上海白来读，他则作音标。二十分钟后，他将纸笔收起，说还要找真正的上海人来研究。我说，真正上海土话是浦东话，与十里洋场的上海话又自不同，现在的上海话，杂有宁波、苏州口语甚多。他表示同意。我又问他对时局有何看法。他说他现在不问政治，所以治声韵学。我又问：你看蒋政权能维持多久？他沉吟后说：从前北洋军阀直、皖、奉三系，火并八年，互相削弱，然后国民革命军能北伐成功。现在蒋内部派系及收编之地方军，恐不止三个系统，他们自相火并而削弱，也算它八年，那时共产党方可卷土重来，现在的到处暴动不能成大事。我问：外国侵略如何？他说蒋介石嫡系中有亲日亲英美之分，两相抵消，外国侵略暂不能有。他又说：论国内大势，或国际大势，都须根据详细情报，我现在块处斗室，消息隔绝，蒋家报纸一味自拉自唱，我刚才所说，只是以前的情况，现在又已不同，不足为据。这时已十一时，他要走，德沚说，里内各家都在门外乘凉，你从我家出去，惹人注意，不如在我家过夜。他笑笑说，“不妨，〃站起身走到客厅的后间，忽又站住说，〃小心点也好，〃指着室内的小榻道，“我就在此过夜罢。〃这小榻本是女佣睡的，我从牯岭回家就把女佣辞退，所以空着。于是德沚拿了一床毛巾被来。第二天清早，他就走了，我还没有起身。此后他没有再来，但寄来一信，谓已找到浦东人谈上海古音云云。后来这部《文字学注释》，陈独秀是在国民党的监牢中继续写，抗战时他在四川省江津县完成。当时本得商务印书馆同意出版，但在一九四二年四月，陈独秀病死于江津，他的亲属将《文字学注释》于一九四六年交给商务印书馆的经理王云五，竟没有出版
卷五 往事自叙 《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
一九三○年秋，我眼疾、胃病、神经衰弱并作，医生嘱我少用眼多休息。闲来无事，我就常到卢表叔公馆去，跟一些同乡故旧晤谈。他们是卢公馆的常客，他们中有开工厂的，有银行家，有公务员，有商人，也有正在交易所中投机的。从他们那里我听到了很多，对于当时的社会现象也看得更清楚了。那时，正是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在津浦线上大战，而世界经济危机又波及到上海的时候。中国的民族工业在外资的压迫和农村动乱、经济破产的影响下，正面临绝境。为了转嫁本身的危机，资本家加紧了对工人的剥削。而工人阶级的斗争也正方兴未艾。翻开报纸，满版是经济不振、市场萧条、工厂倒闭、工人罢工的消息。我又时常从朋友那里得知南方各省的苏维埃红色政权正蓬勃发展，红军粉碎了蒋介石多次的军事围剿，声威日增。尤其彭德怀部红军的攻占长沙，极大的振奋了人心。这些消息虽只片段，但使我鼓舞。当时我就有积累这些材料，加以消化，写一部白色的都市和赤色的农村的交响曲的小说的想法。
一九三○年夏秋间进行得很热闹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对于确定我这部小说的写作意图，也颇有关系。当时的论战者提出了三种论点：一、中国社会依旧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推翻代表帝国产义、封建势力、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蒋介石政权，是当前革命的任务，领导这一革命的是无产阶级。这是革命派的观点。二、中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应由中国资产阶级来担承。这是托派的观点。三、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可以在既反对共产党，又反对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