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窗烛话-第27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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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肥绿瘦 读史偶得：从画像的变迁看历史
天安门原本是没有画像的，因为从前门开始就是紫禁城的范围，皇帝是九五至尊，自然不能让那些老百姓看见尊荣了，尤其是有些皇帝还相貌丑陋。就是辛亥革命以后，那个退位的皇帝依然是高墙环绕、晨昏不辨、纸醉金迷、直到被冯玉祥赶了出去。后来日本人打进了北京，就在天安门上挂起了“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大幅标语，来宣称他们用枪炮和烧杀抢掠构成的王道乐土，直到抗战胜利，天安门才挂起了蒋介石的画像。蒋先生肯定不会在这里阅兵，从照片中可以看见，画像就从第二层重檐一直挂到城楼上。只是好景不长，没过几年，那些忠于他的部下不愿跟随傅作义投降共军，就在距离天安门一箭之地的东单的临时机场里乘上飞机逃走了。
1949年1月北平解放，蒋介石的画像当然被摘下，可照片上还可以看见那幅国民党的“发扬民主、实践宪法”的标语还在，直到半年后，为了召开会议才在天安门进行了重新布置。中间是一颗红星，左右是朱德和毛泽东的画像，直到9月30日，才换成毛泽东的画像一直延续至今。
此后六十年，毛泽东一直在天安门城楼上俯瞰着这片土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天安门广场两侧还曾经竖立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到了八十年代，才决定每逢节假日才竖立那四个共产党鼻祖的画像，据说是遵照中央“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而到了八十六代后期，为了礼仪改革，就不再树立马恩列斯的画像了，只是还有那个先行者孙中山。当然，在那期间，将毛泽东的遗体迁出纪念堂、将纪念堂改为老一辈革命家的展览馆的呼声甚嚣尘上，甚至叫嚣要把毛泽东请下神坛，要摘掉天安门上的毛泽东画像，这都是事实，这也就是另外的话了。不过从那以后，那些毛泽东的后来者的画像也就在国庆的游行队伍里得意洋洋的出现，今年已经有四幅，这也是一个改革。（2009/10/3）
红肥绿瘦 读史偶得：荣辱与共
千万不要相信现在的一些传记作家把荣家吹的神乎其神，其实身为上海滩的棉纱大王和面粉大王的荣家真正的发迹在于抗日战争期间没有和绝大多数爱国的工商业主那样响应国民政府的号召，将工厂内迁，而是留在了上海，自然就发了一大笔国难财，以致光复以后，就遭到灭顶之灾，一直被当时的政府所不齿，就被以“汉奸”的罪名加以打压，到解放前夕，奄奄一息的荣家只剩下一副躯壳了，多亏了共产党的振兴工业的应急措施，才使得荣家的申新纺织厂得到了恢复，但资料证明，共产党也对和日本人合作过的人很反感，公私合营以后，荣家就彻底的退出了历史舞台。直到改革开放，才有了荣家的中信公司，万家的四通公司、邓家的XX公司的崛起。不可置疑的是，荣家用共产党的钱财壮大和发展了自己，坊间当时还流传着不少关于“坐地分赃”的事情，所以才有荣家后来的飞黄腾达，荣毅仁才最后达到了国家副主席的那个高度。
千万不要相信荣智健的那些胡说八道，他在中信的崛起的那些事早就被传得沸沸扬扬，尤其是1998年，他父亲当国家主席的时候，这个荣家的第二代居然强令与中信分家，而当时中信的董事长居然利令智昏的满口答应，就引来一片哗然。慷国家之慨、侵吞国有资产的结果就是荣智健2002年荣登中国首富，不过那就是他们表现的顶峰了。荣智健和他妹妹的那些胆大妄为和奢华无度早就被人们所指责，这次荣智健黯然退场不过就是遭到天谴而已。关键这个狂妄的家伙居然会忘记“一朝天子一朝臣”和他父亲要他低调一点的忠告。（2009/10/3）
红肥绿瘦 读史偶得：看李鸿章父子的卖国嘴脸
《马关条约》的签订无疑是中国最耻辱的一幕，其中作为谈判特使的李鸿章如何在日本游说清王朝答应日方的条件、而日方是如何知道李鸿章与清廷的全部电报往来、以及那个被一部分人称为改革先驱的李鸿章是如何被日本浪人吓破了胆的种种丑相就不用多言，只能说连鞋帮子都掉尽了。
1895年5月，日方命令清廷派员到台湾签订“割台让渡证书”，早就被李鸿章的卖国行径激怒了的大臣纷纷上书弹劾李鸿章，并要求李鸿章亲自赴台进行交割，正中光绪的下怀，李鸿章只得派自己的长子李经芳前往。而李经芳不仅曾经出使日本，而且还娶了一个日本女人为妻，自然是亲日派。6月1日，李经芳乘德国商船抵达台湾海域，次日登上日舰，在会谈中李经芳在日本人面前的卑躬屈膝、卖国苟全的丑恶嘴脸在《乙未台澎交接文献之校定》中有详细的记载。他在会谈中提醒日本人：“贵军通过时，应防岛上蛮民骚乱，由背后突然狙击。”他指出：“此次交割已毕，台湾岛成为日本国之新领土，接近中国之领域，希望两国更进一步敦厚友谊，保持永远和平。”
请各位看官注意一下这段话：“尤望阁下平定台湾后告知岛民，系依据条约，日本领受台湾者，应将对于李氏一家之怨恨消除。希望阁下对于旧友鄙人予以相当堪力保护。”日方桦山中将慷慨答应：“尽其可能，在阁下回国时特别派护卫船保护阁下。”更荒唐的事，身为大员的李经芳居然不敢登台，只是将交割清单交给日本人就逃回了国内。不知那些对李鸿章的改革、对李经芳的日本情怀大唱赞歌的人看到这段文字作何感想？这样的人不是汉奸又是什么？（2009/10/6）
红肥绿瘦 读史偶得：林彪之死
1971年9月12日中午13点30分，毛泽东突然从南方回到北京，交给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一个任务，调38军的一个师到南口待命；而在那一天的中午12点30分，林彪的办公室人员听到过林彪的一段奇怪的话：“反正活不了多久了，死也要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到了那天下午的15点左右，睡了六个小时的周恩来起床了，汪东兴打电话给他，他感到十分诧异：“你们怎么一声不响就回来了？连我也不知道。”这是当时中国的第一二三把手当天的一些细节。这天下午的15点10分，北京的空军学院开出了一辆车，司机是周宇驰，还有于新野和林立果，而到了那天深夜的12点32分，载着林彪的那架256号三叉戟客机就从山海关机场突然起飞了，这就是后来震惊世界的“9。13事件”。
这架高度一直保持在2500…6500米之间的飞机在中国境内飞行了83分钟，这是公认的，而航线却说法各异。其一是直奔苏联，其二是拐了个大弯以后飞蒙古，其三是直飞乌兰巴托，而更有人说是先准备飞台湾，后才决定北行。9月13日1点55分，三叉戟飞出了中国领土，在接近蒙古与苏联的边境线的时候，飞机又奇怪的掉头向中国方向飞回，直到2点25分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坠毁，机上9人全部死去。值得回味的就是飞机为什么要在国内徘徊那么长的时间，明明已经逃脱成功为什么又要飞回来？林彪当时做过什么指令？黑匣子被苏联人取走，这就成了一个谜。
对于三叉戟坠毁的原因，有足够的根据排除了燃油不足和机上发生搏斗等猜测，而毛泽东的那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家喻户晓，再说中国当时的导弹射程根本达不到那么远，温都尔汗距离国境线足有一千公里，因此，最大的可能就是被苏军的导弹给打下来的，要知道，在此之后，苏军还曾经击落过两架大型喷气式客机，这可是世人共睹的。
不管怎么说，这位在中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林彪就这样灰飞烟灭了。就抄录一段在文化大革命出版的《林副主席语录》作为结尾吧。“林副主席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最理想的接班人。林副主席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最高最高，对毛主席最忠最忠最忠，跟毛主席跟得最紧最紧最紧，对毛主席著作学得最活最活最活，对毛泽东思想用的最好最好最好……”（2009/10/8）
红肥绿瘦 读史偶得：毛泽东与陈独秀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杂志，1917年3月，毛泽东将自己化名二十八画生写的《体育之研究》投向这部杂志，获得全文刊登，他在与友人的交谈中也一再感慨地说：“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能比拟。”1918年8月，毛泽东在李大钊的介绍下进入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第一次见到了陈独秀，他曾经对杨开慧兴奋地说：“陈先生见解精湛、敢做敢为，正是国家所需要的栋梁之才。”直到1936年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还承认“陈独秀给我的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人。”而毛泽东1920年回到湖南创建马列主义小组正是受陈独秀的直接指派，之后才会有1921年毛泽东出席党的一大。
毛泽东其后一直留在陈独秀身边工作，直到1926年底因为对农民运动的见解不同，更由于1927年的国民党的大屠杀，毛泽东和陈独秀之间才产生了严重的思想分歧，1927年陈独秀在开过“八七会议”以后黯然离开武汉，两人从此无缘再见。毛泽东常常指责陈独秀“动摇不定的机会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重大损失，可他在一些私下场合还是承认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他创造了党，有功劳。”在解放后还一再叮嘱照顾好陈独秀的后人。而这两个书生的根本区别则在于，一个是创造了中国共产党，却听从联共的指挥，生搬硬套马列主义，连“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都不记得了，几乎葬送了党；而另一个则创造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开创了“党指挥枪”的原则，把一个奄奄一息的政党带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这才有了新中国和以后的伟大胜利。（2009/10/12）
红肥绿瘦 读史偶得：溥仪的叛国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软禁了贿选总统曹锟，废止了《清室优待条件》，把躲在紫禁城里花天酒地的溥仪赶出来了。如果说，清朝的灭亡就是因为他父亲的那句“就要完了”的预言，以后的道路可全都是这个已经19岁的宣统皇帝自己选择的。溥仪一直将东三省视为满清的发祥地，一直与张作霖眉来眼去，还派溥杰奔走其间，以至于花花公子张学良与溥杰的女人唐怡莹勾搭成奸，后来在张学良决定易帜，实现南北统一之时，溥仪还曾经试图进行阻扰，可没人看得起他。
1931年“9。18事变”以后，蒋介石得知溥仪即将投降日本，也曾派人前去劝阻，可是那个得意洋洋的家伙居然会说：“蒋介石对我再好，他能把江山让给我吗？”可谓狂妄至极！然后就离开天津溜向沈阳，1932年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当了日本人的傀儡，后来又得意洋洋的升为“皇帝”，改年号为康德，可是他没有想到1945年日本人会被苏联红军击败，更没有想到他会在日本人投降的第二天就被苏联人给抓住。194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