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窗烛话-第1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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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水牛、母猪、一望无边盛开的油菜花，在崇山峻岭里面穿行的铁路……从这个亲戚到另一个亲戚家拜年，总是大受欢迎，晚上则和我们挤在一床被窝里睡觉，笑着打一些屁，又臭又响。
慢慢的，他长大了，依然一脸的笑意，只是和他的哥哥总有说不完的话，却和我这个大伯没什么好谈的了，每次见面，总是恭恭敬敬的叫一声；‘大伯’，剩下的就是等着我问什么就答什么，还是恭恭敬敬、十分有礼貌的。悟性一般，学习成绩一般，凭自己的能力考上了市属重点高中，高考却不如意。不过和他哥哥不同，他哥哥是聪明过度，只是迷恋电子游戏，没有用到正道上，辰辰是水平不行，却忠厚老实。他最终自费读了武汉一所二级院校的计算机专业，有天中午居然给我打来电话问好，着实叫人感动。
一个人可能在某些方面是牵强人意，但尊敬人，理解人，亲近人，与人为善，他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好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一个能和大家打成一片的人，辰辰就是这样的人。
天命五十 7．弟媳
青梅竹马，这是古今中外对一对男女从小培养起来的感情的赞美，因为那才是最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感情，那就是我弟弟和我弟媳。
我家与我弟媳的家曾经是楼上楼下的邻居，在那栋青砖青瓦的三层楼的宿舍里，我们住在三楼的另一侧，弟媳她们家则住在二楼的另一侧。我们是河北人，她们家是山东人，都属于南下干部，一个是工业局局长，一个是建工局局长，也是旗鼓相当，不过弟媳的父亲在我爸爸还是儿童团长的时候，就已经是民兵大队长了。我们家有两个儿子，他们家有一个儿子，三个女儿，楼上楼下，低头不见抬头见，我爸爸是个沉默的人，不爱与人交往，两家的关系也就一般。很久以来，我自己的弟媳的哥哥是个解放军，有一段时间还到越南参加过真枪实弹的战斗，我从没有注意过这个住在我家楼下的小姑娘，文化大革命、大串联、“逐浪高”红卫兵战斗队、从宜昌到武汉、父母被批斗，自己长久的躲在家里看书，进入那家小厂上班，我就这样走上走下，目不斜视的，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这个长得很秀气的女孩子居然和我的弟弟在一起出双入对，一起红着脸低声说着什么。
我是弟弟的兄长，自然也就是弟媳的兄长，对弟弟的选择十分满意，楼上楼下，知根知底，而且还是每一个认识她的人都赞不绝口的好女孩。她是我这个当哥哥的看着从一个身材苗条的小姑娘逐渐变成一个胖胖的妇人的，就像是突然发胖似的。但她无疑是一个人人称道的贤妻良母，而且善于操劳家务。小时候就是一个腼婰的小姑娘，长大后依然轻声细语，和蔼可亲，朋友们都羡慕我兄弟的福气，都羡慕他的不劳而获，弟媳对我是一种尊敬而疏远，这是最恰当的位置。
弟媳是一个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女人，如今这样的女人都快从大陆绝迹了，后来在我的一些小说人物里就有着弟媳的影子，她是个不苟言语、勤于动手的女人，所以她是难能可贵的。她和我弟弟是两小无猜的青梅竹马，她的出现以及嫁入我们家，对我的兄弟以及我的侄子来说，无疑是个天大的福分。
天命五十 8．喻龙
我少年时代的最亲密的朋友有很多，按照不少的人回忆说，我小的时候还是很活泼、很有人缘的，但我现在记得的却无疑就是喻龙了。
法院、公安局大院里的小伙伴一点印象都没有了，连机关幼儿园的玩伴早就忘光了，就是在长篇纪实文学《追叙回忆忏悔》中也一字未提，而那个时候的记忆肯定胜过现在。记忆中还是有些模棱两可的印象，或者是朦朦胧胧的感觉，记得有前市委书记的儿子亚平，还有一些官员的公子小姐，只是除了亚平，后来没什么联系，所以不能肯定罢了。
我在六年制的红星路小学读了三年吧，记得同班同学中间有开朗的改改，瘦削的何平等，后来我转学到学院街小学后就和大多数同学慢慢生疏了，只有改改、何平等人还先后与他们见过面，相谈甚欢，却不再是朋友了。
因为住家搬到了南正下街，就从红星路小学转到了学院街小学，那是父母的一个疏忽，因为当时学院街小学是五年制，我的成绩就一落千丈，从原来的中上等摔落下来，一直岌岌可危，几乎一年以后才勉强跟上全班的节奏。那是一段很艰苦的学习生涯，我一直历历在目，因为我第一次因为有功课不及格而参加了补考。
而在学院街小学虽然只有短短两年，却与喻龙十分要好。别看他长大后默默无闻，在学院街小学的当时，他可是赫赫有名，他是少先队的大队长，我不过只是一个小小的中队委，可两人相处很好，还时常在放学后跑到对方家里玩，有时还能吃上一顿饭。他家是简单的家常便饭，我家也不过就是在人委宿舍的大食堂端的饭只是因为父母工作繁忙，饭菜票我们自己掌握，就可以买一些好吃的菜……
毕业后，我进四中，他到三中，两人失去联系好多年，谁曾想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次路遇，使我们重新又成为朋友。他当时在当阳下乡，给我写过一封信开头引用的是普希金的诗句：“而那过去的，才是最难忘的啊。”
这也许就是我们以后交往的注解。事隔多年，他的性格变得更加封闭，少言寡语，除了憨厚的微笑就喜欢默然相对，但他的手艺一直很不错，他后来成了运输机械厂的钣金工，常到我家帮忙，父母当然也很喜欢他。他给我家做过晾衣的铁叉，用床方改做过搁箱子的搁架，我就把当时认识的一位姑娘，曾在我厂工作过一段时间的玉秀介绍给了他，最后当真成了他的妻子，这倒是我没有想到的。
慢慢的，没有任何争执，也没有任何隔阂，随着各忙各的，我们两人又慢慢的变得疏远了，也变得陌生了，只是街头相逢相互点点头，寒暄几句而已。不知为什么，就这样冷淡起来，直到如今，也不知是我的错，还是他的错。
天命五十 9．小培
我的中学生涯只有短短的一年时间，脸上有个红红的疤痕，说话像吵架的女班主任王宗芳还没来得及建立她的绝对权威，文化大革命就把学校的一切规章制度冲得稀里哗啦。在这以前，我在班上最要好的朋友就是小培和改生，若干年以后有机会相见，后者已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强了。
记得改生的父亲是川江上一艘轮船的船长，一次海损事故中葬身鱼腹，据说是他的指挥失误，文革之中也就属于五类分子的子弟之列，很快就和我们疏远了，班里开会和成立红卫兵再也找不到他的影子，他也许还接着上过几天学，但很快就被勒令滚回去了。串联开始以后，更没有他的份了，
不过在这以前，我们三人是班上最要好的朋友。当时的四中靠近肖家巷的围墙边有一颗大泡桐树，以及后操场边靠近现在的珍珠路的围墙边有一颗不高但很茂密的女贞树都是我们课余经常攀爬的去处。直到如今，我仍然迷惑不解，那时候我们三人为什么要如此自我封闭呢？为什么要心甘情愿的与班上的其他同学分开呢？我们当时谈过什么？有什么共同爱好？都忘记了。
事实上，那时还有不少同学至今仍然记忆犹存，其中有曾经和我一起串联到北京的双才，他以后曾经是自来水某厂的小头头，犯过一些错误也就一振不起了；总叫人琢磨不透、高高大大的永堂，他后来似乎是水果公司的小职员，经常能在以前的学院街的沿江大道一带见到他，被数学老师经常点名的德培，他后来成了十三码头一家土产商店的负责人，还与我厂有过业务联系；喜欢梳着短发、小小年纪就一脸傲气的念宁是个才女，她大概是在公路段工作，很久以前从报上得知，她还敢在公交车上勇斗盗贼，就叫人佩服之至了；小学女同学晓娟是个很柔弱样子的女生，学院街小学我们班上的中队长，住在市京剧团对面的一栋两层私宅里，眼睛很美，说话很温柔……
但在那被绿荫遮掩的两棵树的树杈上，却只有我们三个人。当时谈及些什么，议论过什么，如今自然一点印象也没有了，但我想，一定是我们当时最感兴趣的吧。小培后来见面的时候，还是那么心灵手巧；改生就圆滑多了。
天命五十 10．建新
‘建虾’（宜昌话），我就这样叫他。
在一九六七年初，学校停课了，学生都像一盘散沙似的各回各的家，也就在那段日子里，我与同栋楼住的建新最为要好。
当时我家住在一个宿舍的四栋一单元三楼，那是一栋青砖灰瓦的三层建筑，宽大的木楼梯，地板是刷过红漆的。同一层楼住五户人家，301住的是原九码头宜昌剧院的杨经理，单间，似乎是单身，但时不时总看见一些不同的女子出入他的房门，没有来往过，他也总是来去匆匆。302是我的家，套间，父母住里间，我和弟弟住外间，还有一间小厨房，被柴烟熏得黢黑。303正对楼梯，建新的爸爸以前是百货公司宜都批发站的负责人，也是一个套间，只是没有厨房，在走道上放着煤球炉。304是张家。他是河南人，张伯伯供职的单位我记得的有杨岔路的三峡瓷器厂，东门的新华印刷厂。他家人口繁荣，有一个同是河南的妻子，一个高高大大的女儿，三个儿子，305则是宜昌报的主编高叔叔的单间，他家在另一栋还有一间房。我总是很愉快的回想起他的儿子，还有高叔叔的大嘴的妻妹贺姨，以及从屋里飘出来的悠扬歌声。
建新是老涂家的独子，上下都有姐妹。他长得高高大大的，粗壮结实，为人豪爽，说话粗声粗气的。他比我小不了多少，两个人在一起最大的兴趣就是如何玩得有劲，如何玩得高兴，我们一起弹过珠珠（宜昌话，正规应该是玻璃球），板过洋画（依然是宜昌话，就是一种硬纸板的图画），玩过鬼捉人（还是宜昌话，就是捉迷藏），在铁路坝那座游泳池跳过冰棍（这是宜昌话，意思是直挺挺的跳水，脚先入水），长江大河里斗过浪（纯粹是宜昌话，，迎浪前进）……
在那个改变我人生轨迹的体委灯光球场的傍晚，火烧云烧红了半边天，球场上解放军的球赛进行得如火如荼，当我被高压电死死吸住的时候，所有同去的孩子都惊呆了，只有他用手去拉我，虽然这是徒劳的，他还是去拉了。就在一片惊呼声中，就在电弧的闪光中，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他用手去拉我。
我能活下来的原因有很多，解放军的竹竿，宜昌到武汉的飞机，武汉军区总医院的医疗条件和水平，父母当时的全力抢救，等等，等等，但我认为，应该还有他，建新也应该是我的救命恩人之一，而我现在几乎听不到他的任何音讯了。
生活就是这样。
天命五十 11．赵援
赵援，我的朋友。
胖胖的身躯，走起路来总有些摇摇摆摆的样子，弥罗佛般的和蔼面容，话未出口笑先至，而且笑得很开朗，其中还带有些许女子般的羞怯的成分。喜静不爱动，但聪明灵慧，从小就显露出学习的天赋，成绩很好，没事就静静的独自坐在某个角落里捧着一本书。不知时间，不知饥渴，也不知疲倦。
他家住在这个宿舍二栋的一单元一楼，与我家所在的第四栋的直线距离不过五十米。他的父亲是民主人士，曾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