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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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谁，我就觉得谁好看。”“对。”卓娅考虑了一会儿，也同意了。
……有一次，我们３人沿着公路走着，一辆载重汽车赶上了我们，它忽然停住了。
“往学校去吗？”司机探出头来简单地问道。
“往学校去。”我莫名其妙地回答了。
“来，让小孩儿们上来。”
我还没有来得及理解是怎么一回事，卓娅舒拉就已经在车上了，在他们的欢呼声中汽车往前驶去了。
从那一天开始直到春季，这辆载重汽车每天都在同一时刻在路上赶上我们，并且把孩子们接上车去，差不多把他们一直送到学校。孩子们在拐弯处下车，车就继续前进了。
我们向来没等待过“我们的汽车”，我们喜欢忽然听见那个熟识的粗钝的喇叭在我们背后响，和像喇叭同样粗的声音说：“来吧，上车吧！
”固然，好心的司机仅仅是和我们路遇，可是孩子们差不多相信他是特意来接他们的。这样想很愉快呀！
迁居
在孩子们来到莫斯科两年之后，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领到一间较宽敞舒适的房间，地址是亚历山大路七号。
现在认不出亚历山大路了：两旁建起了新的高大的楼房，便道和马路全是用柏油铺得很光很平的。过去在这里只能找到十几所纯粹乡村式的房子，房子后边是田垄，菜园子，再远是一大片荒地。
我们的小楼四面无靠，孤零零地立着，在工作完了回家的时候，我一下电车就远远地看见它了。我们住在第二层楼上。新房间比我们的旧住所好得多了：它比从前的屋子温暖，光亮，也更宽敞。
新居使孩子们很高兴。
他们喜欢一切新的东西，迁移使他们特别愉快。他们耗费了很多时间收拾自己的东西。卓娅仔细地收拾起书、本子和由画刊上剪下的画。舒拉也用心地收拾和包裹了他的东西：玻璃片、石子、钩子、铁片、弯钉子和很多我猜不透是做什么用的东西。
在新房间里我们拨给了孩子们一个屋角，在那里放了一张小桌子，在墙上挂起一块格板，预备给他们放书和本子。
舒拉一看见桌子，马上就喊道：
“左面是我的！”
“右面是我的。”卓娅乐意地同意了，因此，像过去很多次一样，争端自然就消失了。
我们的生活和从前一样：我们一天一天地工作着，学习着。在星期日我们就去“发现”莫斯科的新的角落：我们或到猎禽场，或到莫斯科河对岸，或乘二路电车沿花园路绕一圈，或到无愁园散步。
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很熟悉新莫斯科和老莫斯科，并且能给我们讲很多关于莫斯科的故事。
有一次我们通过库兹聂次桥，舒拉就问：“桥在哪里哪？”
随着我们就听到了解答这个问题的很有趣的故事，说在许多年以前，这里确实有座桥，说聂格林卡河怎样到地下去了。
我们就这样知道莫斯科的许多“墙”，“门”，食堂胡同，台布胡同，榴弹胡同，甲胄街，狗场等等的来历了。
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解释了为什么普列斯尼亚（莫斯科市地名）叫红色的，为什么有巷垒街和起义广场……他一页接着一页地给孩子们讲解我们美妙的首都的历史，孩子学习了如何理解和爱它的过去和现在。
悲痛
有一次，在２月底，我们买了马戏园的入场票。我们并不常带孩子们到电影院或马戏园去，所以每去一次在孩子们看来真像过节一样。
孩子们急不可待地盼着星期日，但是怎样也无法让它快些到来：他们幻想着看见会算到１０个数的狗，看见披着灿烂的银甲的细腿扬头的快马怎样绕圈子跑，看见驯服了的海豹怎样由这一木桶上跳到另一木桶上，用鼻子承接驯兽员投给它的皮球……整整一星期的谈话都是关于马戏园的。但在星期六由学校回到家里的时候，我看见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已经在家中，并且躺在床上。我很惊讶。
“你为什么这么早？为什么躺着？”我惊恐地问他。
“你不要担忧，一会儿就好。也不过就是觉得不舒服……”
我不能说这已经使我放心了：我看见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的脸色十分苍白，并且马上就憔悴了，好像他已经害了很长时间的重病。卓娅和舒拉坐在床边，惊恐地看着父亲。
“你们只好自己到马戏园子去啦！”他勉强微笑地说。
“没有你，我们不去！
”卓娅坚决地回答说。
“我们不去！”舒拉响应了。
在第二天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的病状更严重了。肋下剧烈疼痛和发高烧。他一向是善于抑制自己的，他并没诉说痛苦，也没呻吟，只是紧紧地咬着嘴唇。需要请大夫去，可是只留丈夫一人在家我不放心。我去叩打邻家的门，没人答应，一定是到外边蹓跶去了：那天是星期日呀。我回来了，手足无措，不知道怎样办才好。
卓娅忽然说：“我请大夫去。”我还没有来得及表示反对，她就已经穿上大衣，戴上帽子。
“不行……太远……”
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勉强地说出这几个字来。
“不，我去，我去……我知道他住在哪里！让我去吧！”卓娅没等回答就差不多已经跑下楼梯去了。
“让她去吧！她是伶俐的孩子，能……找到……”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小声地说完就转向墙壁去了，为的是不让人看见他的由于痛楚而变成灰色的脸。
一小时以后卓娅同着大夫回来了。他诊视了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之后，简短地说道：“肠扭转，马上到医院去，需要动手术。”他留下了陪伴病人，我跑去找汽车，半小时之后，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已经被运走了。在由楼梯往下抬他的时候，他开始了呻吟，可是当他看见了孩子们睁大了的惊恐的眼睛，就马上沉默了。
……手术经过顺利，可是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并没觉得轻快。每次我走到病房里的时候，最使我害怕的是他的冷淡的面孔：我见惯了丈夫的喜欢与人谈笑的轻松愉快的个性，可是现在他默默无语地躺着，仅仅有时候抬起他的枯瘦无力的手，默默地放在我的手上，轻轻地握握我的手指头。
３月５日我照例地看望他去了。
在前厅里，一个相识的卫生员异乎寻常地看了我一眼之后说：“您等一会儿，护士马上出来。也可能是大夫。”
“我是来看病人阿那托利的，”我以为他没有认出我来，就提醒他说，“曾许可我随时来看的。”
“一会儿，一会儿护士就来，您等一会儿。”他重复说。
一分钟后护士匆忙地走出来了。
“您请坐一会儿吧。”
她躲避着我的视线说。
我马上就明白了。
“他，……死啦？”我说出了这样不可能的、令人难信的话。
护士默默地点了点头。
aaa……一个亲人，即使他罹病很久并且预先知道他的病是不治之症，如果失去了，也是痛苦、难过的。至于像这样突如其来的、无情的死，我觉得是再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了……从幼年就向来没害过病的人，一星期以前还饶有精力，活泼、高兴，现在他竟不像他自己了，成了叫不应的，冷淡的，躺在棺材里的人了。
孩子们一步也不离开我：卓娅握着一只手，舒拉握着另一只手。
“妈妈，你别哭！妈妈，你别哭！”卓娅用发红了的无泪的眼睛看着父亲的僵硬了的脸，重复着说。
……在一个寒冷暗淡的日子里，我们３人一起站在齐米列捷夫公园里等待着我的哥哥和姐姐：他们要来参加殡葬。我们站在一棵像冬季那样枯干的大树下，寒风阵阵地吹着我们，我们感觉我们是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人了。
我不记得我的亲戚怎样来到的，也不记得我们怎样度过了这冰冷的、惨痛的、难熬过的一天。只是模糊地记着怎样走到墓地，卓娅忽然绝望地大声哭号，后来就是土打在棺材盖上的声音……
没有父亲
由那时候开始，我的生活就骤然变样了。过去我是感觉到也深知道有一个亲近的可爱的人在我身边，我随时可以依靠他的可靠的臂膀。我习惯了这样安心的依赖，而且这种信心也使我觉得温暖，我甚至不能想象还会有另外的样子。可是突然地剩下我一个人了，关心两个孩子的命运和照顾他们的生活的责任，整个地落在我的肩上了。
舒拉究竟还年幼，发生了的可怕事件他还不能十分了解。
他以为父亲只是像过去的离别那样到远方去了，将来还能回来……可是卓娅却像成人一样地体会了我们的悲哀。
她差不多永远不提起父亲。她看见我沉思，她就走近我，看看我的眼睛，小声地说：“我给你读一段书好不好呀？”
或者她请求：“给我讲一点儿什么吧！讲讲你小时候什么样儿……”
或者挨近我坐下，一句话也不说，紧紧地贴着我的两膝。
她曾尽可能地使我忘掉悲哀的感受。
但是有时候我在夜间却听见她哭泣。我走到她身边，摸摸她的头发，小声地问她：
“你是想父亲了吗？”
她一向回答：
“不是，可能是我做梦啦。”
……我们在过去就对卓娅说过：“你是大孩子，看着舒拉，帮助妈妈。”现在这些话充满了新的意义：卓娅确实成了我的助手和朋友。
我开始在另一学校里兼课，所以在家里的时间比过去更少了。在前一天晚间我就把第二天的中饭做好。卓娅在吃的时候把它热一下，照顾舒拉吃饭。另外她还打扫房间，以后，她稍稍长大一些就自己生火炉了。
“嗳哟，卓娅能把咱们的房子点着啦！”有时候邻人这样说，“她还是小孩儿呀！”
可是我知道：卓娅比某些成人还可靠。什么事她都是及时地做，向来不遗忘什么。虽然是最枯燥无味的和不重要的工作，她也不敷衍了事地做。我知道：卓娅不会把没熄灭的火柴扔到地下，她会在适当时间盖好炉盖，如果火炭由炉子里蹦出来，她马上就会注意到它。
有一次我回到家来天很晚了，头疼，并且疲倦得没有力量做饭了。我就想：明天我再做饭吧。早些起床就是了……我的头刚落在枕头上，就睡着了……第二天早晨醒来不仅不比平日早，而且更晚：为了不迟到，过半小时得由家里动身。
我十分懊丧地说：“这可糟啦！我怎么睡过了呀！今天你们只好吃干的吧。”
晚上回到家来，刚迈门坎我就问他们：
“怎样，你们都饿坏了吧？”
“我们真正不饿，我们真正是吃饱了！”舒拉胜利地在我眼前跳跃着，喊着说。
“快坐下吃饭吧，妈妈，今天我们吃煎鱼！”卓娅庄重地宣布说。
“鱼？什么鱼呀？”
在炒勺里确实有一条热气腾腾的煎得很香的鱼。由哪儿来的呀？
我的惊讶使孩子们很得意。
舒拉继续跳跃着，喊叫着，卓娅也很满意，终于她对我说明了：
“你知道哇，我们在经过水池子上学去的时候，我们往凿开的冰窟窿里看了看，看见里边有鱼。舒拉打算用手捉，可是鱼很滑。我们在学校里跟女工友要了一个空罐头盒子，把它放在盛胶皮套鞋的口袋里了，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在水池子那里停了一点钟，捉了些鱼……”
“我们本来能多捉些来，有一个叔叔把我们由那里轰走了，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