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散文精选-第10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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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亲自为玄奘翻译的《瑜伽师地论》写了序言，这就是大家知道的《大唐三藏圣教序》。书法家褚遂良曾书写过这篇序言，而我最喜欢的则是弘福寺的怀仁和尚集晋代王羲之行书所组合镌刻的那个碑帖，应该称之为《集王圣教序》吧，我小的时候学书法，就练过它的拓本。
除了儒、道、佛，长安也给新传入的西域宗教腾出了空间。
例如，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教会（Nestorian Church），传入中国后被叫做景教，在长安的义宁坊就建造了一个教堂。
其实，早在公元四三一年，这个教会的领袖聂斯脱利已在欧洲被教廷判为“异教徒”而革职流放，他的追随者就逃到了波斯。公元六三五年，这个教派的一位主教阿罗本（Olopen）来到长安传教。对于这个在欧洲早被摧毁了二百年的教派，长安深表欢迎。唐太宗派出丞相房玄龄率领仪仗队到长安西部迎接，还亲自听了阿罗本的讲道。唐代把罗马帝国称为“大秦国”，因此长安的教堂又叫大秦寺，也叫波斯寺。
唐太宗对这个流亡教派所下发的诏书，反映了唐朝上下的一种集体心理，与当时欧洲的宗教迫害相比，表现出了截然相反的文化气度。他说：
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京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
“道无常名，圣无常体”的宗旨，像常识一般自然说出，证明了心目中对于“主流意识形态”和“传统精神偶像”的漠视。正是这种漠视，带来了对于多元精神财富的重视。
古代波斯的祆教，即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又称拜火教、火祆教，在波斯本土也已在公元七世纪因阿拉伯军队的占领而绝迹，但在长安却很兴盛。共有四座教堂：一在靖恭坊，二在布政坊，三在醴泉坊，四在普宁坊。
琐罗亚斯德教在古代波斯一度成为国教，曾经迫害过摩尼教，摩尼本人也被杀害。摩尼教徒向西流浪，后又从中亚传入唐朝。武则天曾经挽留摩尼教徒在宫中讲经。唐代宗于公元七六八年发布赦令，允许摩尼教在长安设置寺院，并赐额“大云光明”。可惜，到了公元九世纪中叶，因战争原因，摩尼教就一蹶不振了。
伊斯兰教创立于公元七世纪初，在几十年后就传入了中国。后来阿拉伯人在长安数量很大，他们一般都保持着自己民族的信仰，因此伊斯兰教在长安的地位也很高。
这里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波斯，祆教本是驱逐摩尼教的，伊斯兰教本是驱逐祆教的，但在长安，它们全都太太平平地安顿在一起了。而且，除了伊斯兰教之外，祆教和摩尼教早已是失去本土的“流亡”宗教，长安都待之若上宾。
一座城市真正的气度，不在于接待了多少大国显贵，而在于收纳了多少飘零智者。一座城市的真正高贵，不在于集中了多少生死对手，而在于让这些对手不再成为对手，甚至成了朋友。
一座伟大的城市，应该拥有很多“精神孤岛”，不管它们来自何处，也不管它们在别的地方有什么遭遇。
这样的城市古今中外都屈指可数，在我看来，唐代的长安应该名列第一。在现代，巴黎和纽约还差强人意，只是，纽约太缺少诗意，这个问题以后有机会再细谈。
每次去西安，我总是先到城北的大明宫遗址徘徊良久，然后到城东南，在大雁塔下的曲江池边静静地坐一会儿。
我想，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喜欢说“梦回大唐”、“梦回长安”，这是好事。但是，如果真的回去了，哪怕在梦中，可能都消受不了。
一个伟大的时代总有一种浓重的气氛，而这种气氛会让陌生人一时晕眩。很多人一定会说，唐代是我们的，长安也是我们的，岂有让我们晕眩之理？其实，唐代已经过去太久，我们对它，早成了陌生人。
即便是按照李白的诗句选一批今天的“五陵年少”回去，情况也一定尴尬。
今天的“五陵年少”，很容易点燃起一种民族主义滥情，开口闭口都是“拒绝过外国的节日”、“中国人必须穿汉服和唐装”等。这样一群人一旦进入唐代长安的街道，势必惊恐万状、目瞪口呆。长安城里的中外居民，见到他们对每一种外来文化都严加防范的神经质表情，也会十分错愕。上前细加询问，他们的申述虽然听起来没有什么语言障碍，却谁也听不明白。
过不了多久，他们中的一半人也许能够清醒过来，开始向长安城里的中外居民虚心求教。而余下的一半，则大多会走向另一个极端，成了“胡姬酒肆”里最放荡的痞子，毁了。
即便是清醒过来的那一半人，要想跨上“银鞍白马”像长安人那样轻松消遣，也不大可能了。因为人世间什么都可以仿效，却很难仿效由衷的欢乐。
我很同情今天的这些“五陵年少”。他们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被灌输了一种“乱世哲学”，处处划界，天天警惕，时时敏感。他们把权谋当做了智慧，把自闭当做了文化，把本土当做了天下。而且，以为这样才能实现“尊严”。这种怯懦而又狂躁的自卑心理，转眼就装扮成了龇牙咧嘴的英雄主义和悲情主义，有时也能感染一些人，形成一个起哄式的“互慰结构”。结果，心理天地越来越小，排外情绪越来越重，只能由自闭而走向自萎。
我不知道如何才能使他们明白：曾经让中华民族取得最高尊严的唐代全然不是这样。而是这样的，则全是衰世，并无多少尊严可言。
如果他们仍然不明白这个道理，那么，我至少可以现身说法，谈谈自己的人生感受。我们这一代，年轻时吞咽的全是“乱世哲学”，这篇文章开头所说的夜雨泥泞，几乎陷没了我们的全部青春。我们被告知，古代社会和外部世界一片恐怖，我们正在享受着一尘不染的幸福。偶尔忍不住幻想一下古代，却还不敢幻想国外。正是这个刻骨铭心的经历，使我们在大醒之后很难再陷入封闭的泥淖。
前些年我一直困惑，为什么我的每一届学生几乎都不如我开放。后来我知道了，那是因为他们不拥有那种从灾难中带来的财富。
于是我越来越有信心了，年长者确实未必比年幼者落伍，就像唐代不会比明清落伍。
那就让我带着年轻人，而不是追着年轻人，去逛一逛幻想中的唐代吧。由我引路，由我讲解，讲解这门永恒的课程。
62、神殿铭言
一九九九年十月三日 晴 希腊雅典 下塌Royal Olympic旅馆
今天起了个大早，去岱尔菲（Delfe）。那地方在雅典西北方向的一百七十公里，是希腊除奥林匹亚之外的第二个圣地。
在古代一段很长的时间内，希腊各邦国相信，小亚细亚的人相信，连西西里岛的人也相信，岱尔菲是世界的中心，而且是世界精神文化的中心。那儿硬是有一块石头，被看成是“地球的肚脐（Omphalos）。
这个在今天并不为世人熟知的地名，为什么会取得如此高的地位？到了那里就明白了。
岱尔菲在山上，背靠更高的山壁，面对科林斯海湾，从气势看，在古代必然成为某种原始宗教的据点，在我们说到过的迈锡尼时代，它是大地女神吉斯（Gis）的奉祀地。公元前十二世纪末，从克里特岛传过来另一位更强大的神灵，那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太阳神阿波罗。阿波罗英俊而雄健，很快取代了大地女神，岱尔菲也就成了他的圣地，从此以后，周围很大一片地域的各个执政者凡要决定一件大事，总要到这里来向阿波罗求讨神谕，连一场大战要不要爆发，也由阿波罗决定。既然阿波罗如此重要，各邦国也就尽力以金、银、象牙等等珍贵财物来供奉，结果，岱尔菲的财力也一时称雄。
讨神谕的手续是这样的，在特定的时节，选出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女祭司，先到圣泉沐浴，再让她吸入殿中熏烧的月桂树叶蒸汽，她就能让阿波罗附身，用韵文写出神谕。但神谕大多是模棱两可的。史载，西亚的里底亚王不知该不该与波斯交战，来问神谕，神谕说，一旦交战，一个大帝国将亡，里底亚王大喜，随即用兵，结果大败，便来询问大祭司。但祭司解释说：“当初神谕所说的大帝国，正是您的国家。”
占卜问事，几乎是一切古人类群落的共同文化生态方式，我们华夏民族把这一过程清楚地镌刻在甲骨之中，但像岱尔菲这样成为一个欧亚广阔地区的公用祭坛，千余年间，王公贵胄和金钱财宝纷至沓来的情景，却绝无仅有。我站在阿波罗神殿的廊柱下，环视各个远近邦国供奉在这里的大量藏宝室、雕像和纪念碑，心想真的别小看了这个地方，多少写入世界古代史的战争、政变、盛典、灾祸，都是从这个山头伸发出来的。不管是否合理，这一切都成了事实。
我想看看“地球的肚脐”，一问，搬到了博物馆里去了，赶紧追到博物馆，进门就是它，一个不高的石墩，鼓形，上刻方菱形花纹，但这已是公元之后的复制品。又想看看祭司沐浴的圣泉，回答说因被山上落下的碎石堵塞，早已干涸。
其实，我知道，岱尔菲很早就已走向干涸，当以人的理性为旗帜的雅典文明开始发出光芒，它的暗淡已经注定。它的最后湮灭是在罗马帝国禁止基督教之外的异教时期，但在这之前，大约公元前六世纪至五世纪，不要说世界，即便是希腊的精神文化中心，也已毋庸置疑地移到了雅典。
在岱尔菲也有明显迹象，就在阿波罗神殿的外侧，刻有七位智者的名言，其中一位叫塔列斯，他的名言传遍后世：“人啊，认识你自己！”
这句话刻在神殿上，意义不言自明，至少在指点着通向雅典的另一种文明。可惜，这些名言的刻石都搬到工场清理去了，我没能看到。回到雅典后我曾惆怅地对使馆的尹亚利先生说起此事，他说前些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哲学家也来找过。我说那一定是叶秀山先生，我读过他论述“前苏格拉底哲学”的精采著作。
63、罗马假日
一
世上有很多美好的词汇，可以分配给欧洲各个城市，例如精致、浑朴、繁丽、畅达、古典、新锐、宁谧、舒适、奇崛、神秘、壮观、肃穆……其中不少城市还会因为风格交叉而不愿意固守一词，产生争逐。
只有一个词，它们不会争，争到了也不受用，只让它静静安踞在并不明亮的高位上，留给那座唯一的城市。
这个词叫伟大，这座城市叫罗马。
伟大是一种隐隐然的气象，从每一扇旧窗溢出，从每一块古砖溢出，从每一道雕纹溢出，从每一束老藤溢出。但是，其他城市也有旧窗，也有古砖，也有雕纹，也有老藤，为什么却乖乖地自认与伟大无缘？
罗马的伟大，在于每一个朝代都有格局完整的遗留，每一项遗留都有意气昂扬的姿态，每一个姿态都经过艺术巨匠的设计，每一个设计都构成了前后左右的和谐，每一种和谐都使时间和空间安详对视，每一回对视都让其他城市自愧弗如，知趣避过。
因此，罗马的伟大
